中国基督教理学协会 www.ccaa2009.com 2012年08月27日
后记:西域史卷,谁主沉浮?
新疆地区的历史是一部争夺史。综合而论,新疆的历史首先是一部宗教史,然后才是民族史,最后才是政治史和军事史。
如同世界许多地区的历史,新疆地区的历史是被反复割裂、破碎的,是人类鲜血、苦难、文明、奋斗汇成的历史诗篇,是少有爱情和宽容、多有仇恨和屠杀、却又不断追求希望而构成的历史哲学。新疆作为欧亚大陆文明碰撞的板块,许多不同的种族和民族在这里厮杀,为了生存、繁荣、民族的荣誉、国家的利益、宗教的神圣、商业的利润,或迁徙、逃亡,或征服、联盟,或融合、消亡,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直到如今。
在这条由古代高加索—印欧游牧民族最早用快马利箭厮杀出来的丝绸古道上,不同的民族来来往往,无一例外地迷恋上了这片美丽奇特的土地。欧洲人、波斯人、希腊人、维吾尔人、西藏人、蒙古人、汉族人,都曾经在这个地区扮演过历史的角色。他们当中,包括这个地区最初的主人——高加索印欧白种人,有的已经被遗忘在历史的长河中、或者消失在浩瀚的沙漠中,有的则生生不息,并最终一同进入21世纪的全球化世界文明。只是,争斗并没有停止。如今,尽管强势的汉族群体已经宣告主权达250年,维吾尔人仍然没有放弃对这块土地的争夺,虽然得胜的希望渺茫。
1、谁的大夏?谁的西域?谁的东突?谁的新疆?
在上述这样一部历史中,人们无法忘记在漠北草原的第一次历史性的战争。公元前二世纪,强悍的匈奴人(突厥人的前身)突然出现,袭击了安居乐业并与汉族中国为邻千年的大月氏人(今甘肃省境内,斯基泰—印欧人,与南欧人同源)。大月氏的首领被杀死,他的头骨被做成匈奴王喝酒的碗,他的妻子儿女们和他的人民沿着欧亚大草原,仓皇向西逃亡。匈奴人第一次进入了世界历史,并将新疆地区北部阿尔泰山脉的周边迅速突厥化。
这场发生在两个强大游牧民族之间的、从此改变东亚人类文明格局的战争,还将汉族中国第一次带入中亚和西亚甚至欧洲的历史。此时,也倍受匈奴侵略骚扰的汉朝中国,差遣使臣张骞先生出使西域,一路追赶大月氏人,希望与他们联盟,共同抵御匈奴人的扩张。张骞和随从们走过的路线,尽管是那些古代高加索—印欧民族在游牧中最早开辟的路线,从此却被称为“丝绸之路”,烙上中国的标签。中国人从此被中亚和西亚民族称为“汉族”。
(图后-1 天山山脉—今日乌鲁木齐—张骞出使西域图—高昌古城废墟;出自田卫疆的《新疆历史》封面插图)
与此同时,由于天山和帕米尔高原作为自然屏障的保护,新疆地区南部的雅利安—印欧民族,仍然沿袭着古波斯—希腊文明影响下的巴克特利亚王国(大夏)的优越感,在美丽的绿洲上过着舒适的城郭定居兼游牧生活,并在日渐浓郁的佛教和定居文明中失去了外波斯、外希腊和吐火罗的文明,以及“塞种人”的彪悍和勇猛。公元前60年—公元后91年,东邻的中国西汉和东汉政府经过一个半世纪艰苦的战争,在新疆地区完全击败匈奴,取得了丝绸之路控制权,并在无意中阻挡了南疆地区的突厥化进程。
突厥人的辉煌历史并没有轻易结束。公元5世纪,阿勒泰山区的匈奴嚈哒人占领整个新疆和中亚地区,还包括波斯和印度的一部分领土。公元六世纪(552年),蒙古草原上的突厥帝国一分为二,西突厥帝国占据了嚈哒人的领土。公元七世纪(648年),中国唐朝占据了包括新疆在内的西突厥帝国的大片领土。公元八世纪(744年),同是游牧民族的回纥(回鹘,即维吾尔族)突厥人在葛逻禄突厥人的帮助下,取代了东突厥帝国,建立了鄂尔浑回纥突厥帝国,得到唐朝的承认。公元751年,唐朝在成为西域地区霸主一年后,就在恒罗斯河岸,被阿拉伯人和葛逻禄人的西域联军打败,退出了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地区。
(图后-2 帕米尔高原上的古代城堡遗址,出自田卫疆的《新疆历史》第23页)
(图后-3 新疆库车烽火台,出自贾丛江的《新疆旅游》,第31页)
回纥突厥人正式进入了亚洲历史舞台,并于788年改名为回鹘(维吾尔),与唐朝中国一同成为东亚最为发达的两个国家和盟友,还帮助唐朝平定了安史之乱。仅仅100年后(840年),来自更北方叶尼塞河上游的彪悍游牧民族——柯尔克孜人,推翻了回鹘帝国。仿佛是月氏人被匈奴人击败的历史重演,大部分维吾尔人向西逃亡迁移到新疆地区,并从公元九世纪(843年)开始,定居在塔里木盆地的绿洲上,并于866年,将吐蕃人(古西藏人)击败赶走,定高昌为首都(今吐鲁番)。
作为蒙古草原上另外一个发达民族,契丹人所建立的西辽(1130年),占据了新疆地区,称霸80多年后,被蒙古人取代。回鹘人逃离蒙古草原后,留下的草原势力真空,逐渐被从大兴安岭和蒙古草原东北地区出来的蒙古人所填补。1206年,成吉思汗一统蒙古草原,他和他的帝国进入了世界历史舞台。1209年回鹘人主动脱离西辽,主动臣服并与成吉思汗联合;蒙古人占领新疆地区后,在回鹘人的帮助下,建立了采用回鹘文字母的蒙古书面文字和国家管理体系。这个时期,回鹘人的汉语名称采用更准确地英译——畏兀尔。
1205-1209年,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军队,数次攻打土著印欧人所建立的西夏国,屡战屡败。1227年,成吉思汗再次攻打西夏,期间身亡,死因不明,却留下了出尔反尔的遗嘱,将经过议和同意投降的西夏人全部杀死。西夏王国的灭亡,标志着高加索—印欧民族—佛教文明在新疆地区的最后一次崛起和辉煌,彻底败落。
蒙古人(包括契丹蒙古人)在新疆的统治持续了629年,保持游牧文明,其间数次汗朝更换,结局是蒙古人被突厥化,被伊斯兰教化。这一局面到了西蒙古人噶尔丹建立准噶尔帝国的时候,由于他强行推广藏传喇嘛黄教,竭力恢复蒙古帝国昔日辉煌,才得到全面但肤浅的改变。然而,此时的满族(女真人)已经占领中国并建立起清王朝(1644年),势力到达顶峰。康熙和乾隆两届皇帝,没有容忍这个新兴蒙古帝国的存在和挑战,经过67年的战争,终于消灭了准噶尔帝国,于1757年占领了其首都呼勒佳(伊犁,今伊宁市)和整个新疆地区。两年后的7月,清朝中国宣布对这个地区的殖民主权,并取名为新疆。1884年,清朝政府将新疆纳为中国的一个省份。
1911年,统治中国267年的满清王朝被推翻,中华民国建立,汉族这个古老的土耕定居民族,终于开始重新统治中国。1912年,原清朝新疆都督杨增新,开始代表中华民国,继续统管新疆。1949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政府在新疆成立,继续作为汉族政府,统治新疆,并于1955年废除省建制,改名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新疆的历史是一部战争动乱史。然而,人类被上帝所赋予的尊贵人性,并没有被血腥屠杀的历史和人类彼此仇恨争斗的罪性洪流完全淹没。1035年宋朝年间,那位来自湖南省长沙的汉族书生赵行德,因西夏人和回鹘人之间的战争,在敦煌的藏经洞中躲避战乱的时候,默默地思念着那位甘州维吾尔女子,并为她祈愿。1262年,那位曾经执政察合台汗国9年的美丽智慧的沃尔嘎纳公主,在奉蒙古地区汗王阿里布哥之命,从伊犁前往撒马尔罕与逃亡的察合台汗王阿尔浑谈判时,却嫁给了阿尔浑。在种族仇恨、杀戮、权力、金钱交织的历史中,人们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从未停止。
几千年的历史变迁,多少的帝国王朝和英雄人物已经淹没在奔流的历史长河中。作为欧亚草原历史中曾经统治过新疆的许多游牧民族,自成吉思汗蒙古帝国之后,如今只剩下以维吾尔族人为代表的突厥人和前仆后继的汉族人,还在新疆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印欧人、波斯人、希腊人、突厥人、蒙古人、吐蕃人,俱往矣……即使是唯一能够与高度文明的维吾尔族相提并论的契丹人,也已经融合消失了。这样看来,10世纪初期,当契丹人从蒙古草原上赶走了毁灭鄂尔浑帝国的柯尔克孜族,盛情邀请维吾尔兄弟回到大草原上,重建鄂尔浑帝国辉煌的时候,已经习惯了定居生活方式的维吾尔人的婉言谢绝,是有历史先见性的。因为正是定居和土耕文明的方式,才让这个古老的民族身份完整保存下来,并生生不息。
这一点,在世界史中也不乏其例。例如,中东的犹太游牧民族在征服迦南地区之后,转型为定居民族,成为后来的以色列文明;北欧的游牧民族征服罗马,融入土耕定居文明和基督教文明,成为今天的欧洲文明。而亚洲的蒙古人,由于固执地保持并推广游牧生活方式,在短暂的帝国辉煌之后,结局是仍然回到大草原上游荡;而他们曾经征服过的定居民族地区,早已经找不到他们金戈铁马的痕迹。作为同样是来自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通古斯人,即占领中国北宋的金国女真人,则在被契丹人赶到松花江流域后,卧薪尝胆,反思近400年。1606年以满族的身份复出,占领中国全境,并主动从森林部落的渔猎民族转型,迅速融入汉族土耕定居和儒释文明,建立满清帝国,成功统治中国近300年,还得到汉族的衷心拥护。1690-1757年,满清政府以土耕定居民族的身份,使用欧洲定居基督教民族帮助制造的大炮,彻底击败蒙古游牧民族的最后一个帝国——噶尔丹的准噶尔帝国。这一历史事件,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Rene Grousset)所评价的,标志着世界历史中极具意义的一个里程碑——即土耕定居民族彻底击败草原游牧民族,世界文明最终融入定居文明。
然而,作为如今这个时代突厥人的主体民族——维吾尔人,似乎已经彻底遗忘了,或者是全然放弃了恢复其祖先在鄂尔浑帝国以及后来在高昌的回鹘帝国文明和民族身份的愿望,可能是因为他们被蒙古人(629年)和汉人(250年)这两个异族统治得太久而绝望,也可能是因为伊斯兰教已经成为其民族身份的精神核心。于是,从1930年代开始,他们的目光开始转向大伊斯兰教世界并锁定了土耳其——(这个自古就对维吾尔族高昌文明有浓厚兴趣和仰慕之情的民族),并重新将自己的民族身份在理论上转化定位成“东土耳其人”,以试图开始新的民族身份和政治历史起点。自此,伊斯兰教在维吾尔人当中1000年的传播,通过10-11世纪的佛教—伊斯兰教之间的“百年战争”,西回鹘汗国的维吾尔人以武力宣教奠定局面,到14-15世纪蒙古人的武力宣教实现伊斯兰教在新疆地区的全面本土化,终于完成了对这个民族在精神文化身份上的成功转型。尽管如此,作为维吾尔族本身和汉族,以及其它旁观的民族包括土耳其人在内,却有理由对这种民族身份转型的合理性、实用性和远见性表示质疑,就如同这些人们对汉族政府将维吾尔文书写字母,自1930年代以来,从察合台语改成现代维吾尔语,再改成苏联斯拉夫字母体系,然后是英文—拼音字母,最后在1980年代又恢复了旧文字(经过改动的阿拉伯字母体系),所持的那种怀疑、不安和失望的态度。
[1] 最后,让我们引用著名维吾尔族诗人、倡议恢复“维吾尔”这个名称的、1933年被新疆盛世才政府处死的、阿卜杜克哈里克先生的诗句,来结束对新疆地区和维吾尔族人历史的回顾。阿卜杜克哈里克是一位坚定的民族身份复原主义者,精通多种语言,通过学习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他了解到自己民族的来源、名称和曾经拥有过的辉煌文明,就取笔名为“维吾尔”。他在《醒过来!Oyghan》(1932年作)这首诗里说:
“嗨!维吾尔人,该醒过来了,
你们一无所有,
……
我为你们的生命忧虑,
所以我要把你们叫醒。
……
到那一天,你们就会知道,
我,维吾尔,是对的。”
2、戈壁、沙漠、绿洲和山川,天国在哪里?
当人们只是从表面看待上述新疆地区的历史现象时,除了惊奇,更多的是迷茫和失落。今年(2009年)7月5日和7日在首府乌鲁木齐市发生的汉—维之间的种族仇杀悲剧,在引起世界关注和震惊之余,又为这个地区增添了一笔在其历史中反复不断出现的血腥符号。一切都似乎是偶然的,同时又是人类争战的必然结果,悲剧是其难以摆脱的主旋律。这是复杂而没有意义的历史,人们有理由这样认为和结论。然而,对于基督教和那些曾经在新疆地区生存过的基督徒来说,答案却是清楚的。在他们不同的视角中,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一部历史。
在过去1500多年的岁月里,景教宣教士、汉族佛僧唐玄奘、道教长春真人丘处机、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的宣教士、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两位维吾尔族的基督徒朝圣客马考斯和扫马、天主教和新教的宣教士们,还有许多汗王将相,文人商贾,都曾沿着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往返于中国内陆和印度-西亚-欧洲大陆。新疆地区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军事和商业利益错综交织的历史,更是一部宗教的历史。
公元431年,在罗马帝国境内,基督教的代表们召开了著名的以弗所会议。会议中,康斯坦丁—安提阿教会(叙利亚教会)的主教涅斯多留被定为异端,流放埃及,卒于约公元450年。之后,其追随者逃往波斯帝国,得到萨珊王朝皇帝卑鲁兹的保护,并于公元498年建立起独立的涅斯多留派教会(即景教教会)。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次会议,直接导致了基督教开始从西亚向东方传播,穿越中亚和新疆地区,先是在高加索—印欧民族当中传播,然后在匈奴人、突厥人、中国人、契丹人和蒙古人当中传播。这个在基督教初期就建立的安提阿教会,基督教历史中第一个非犹太人的教会,一个在使徒保罗和教会联络人巴拿巴的带领下,建立起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传统而著名的宣教型教会,终于因为涅斯多留被流放而东迁深入亚洲,并将基督教(景教)迅速向中亚和东亚传播。公元一世纪那位马其顿的商人,马耶·提梯亚诺斯的经纪人,他所记载的丝绸之路,是从叙利亚的首府安提阿开始,到中国的首都长安或洛阳终点。公元635年涅斯多留教会的宣教士阿罗本,将景教传播到中国唐朝长安的时候,就是沿着这条丝绸之路。
公元5世纪,被拜占庭史学家称为白匈奴的嚈哒人统治新疆的时候,景教就已经来到这里。嚈哒人在扩张占领波斯部分领土的时候,杀死了那位萨珊王朝保护景教的皇帝卑鲁兹。尽管嚈哒人原先信奉火祆教,后来却接受景教,以至于其统治者曾经派一名景教教士,前往景教在波斯的教廷,请求被按立成为嚈哒王国所有景教徒的主教。历史中记载,嚈哒人占领月氏人在西迁后所建立的贵霜王国,出于火祆教(琐罗亚斯德教)对于佛教的仇视,也可能是出于基督教对拜偶像的反感,大肆破坏其佛教文明。
公元6世纪,嚈哒国灭亡,新疆地区进入西突厥汗国时代,景教和火祆教继续在这里传播。到了8世纪,突厥汗国境内出现了一次景教复兴的局面,因为国王和臣民都放弃了传统的“偶像教”(即佛教)。景教的总主教提摩太就给突厥人任命了一位主教,并准备给占领塔里木盆地的吐蕃人(西藏人)也派一名主教。这个时期,由于中国唐朝军事势力在新疆地区的存在,阻挡了伊斯兰教军事势力的入侵,无意中为这个地区的佛教和景教提供了保护。这个时期,唐玄奘沿着塔里木盆地的丝绸之路,进入印度学习佛教的大乘教法,之后返回中国宣教,在唐朝政府的推动下,成功将汉族深入带入佛教文化中。
公元9世纪(840年),蒙古草原上又发生了一次战争,回鹘人战败向西逃亡,占领新疆地区,定都高昌。他们从漠北草原上带来了摩尼教和景教,并与新疆本地的景教联合,同时也可能受到佛教的一些影响。这个时期,新疆地区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地区,正面对伊斯兰教势力的武力宣教扩张,因此,中亚地区靠近新疆的一些景教徒,也迁移到塔里木盆地的绿洲上,特别是高昌。同时,新疆西北部的突厥葛逻禄汗国,仍然在伊犁河流域保持着景教的信仰;新疆南部仍然是佛教的势力范围。在成吉思汗之前,新疆北部阿尔泰山和西蒙古地区的乃蛮汗国,已经成为一个虔诚的景教国度,连同新疆西面的葛逻禄汗国和蒙古草原中部最强大的克烈景教汗国,构成蒙古草原历史中最强大的景教文明势力范围。
公元910—1006年,皈依伊斯兰教的以南疆喀什噶尔—撒马尔罕为中心的西回鹘喀喇汗国,在新疆南部地区武力推行伊斯兰教,佛教几乎被铲除干净,景教也遭到重创和压制。到了西辽时期(1130-1218年),契丹人统治西域,实行宗教宽容,景教有了较大程度的复苏,喀什成为景教的第19教区,尽管伊斯兰教仍然是那里的主导宗教。西辽末期,国王屈出律的美丽妻子是一位基督徒,他似乎是为了爱情而改变了宽容政策,开始严厉打击伊斯兰教,重创了喀什和于阗(今和田)的伊斯兰教势力。
1218年,成吉思汗击败西辽,杀死屈出律,将整个新疆地区收入帝国版图。蒙古帝国时期,景教进一步发展,并出现这个地区历史中最为繁荣的局面。当中国的著名道长丘处机受成吉思汗之召,途经两年,于1222年5月在阿富汗朝见成吉思汗,在路上接待和陪同他的是帝国的宰相、克烈汗国出生的景教徒镇海,沿途有景教徒出来迎接他们。由于蒙古帝国对俄罗斯和东欧的军事威胁,罗马教廷派出宣教士出使蒙古汗庭,意外地见到700多年前,在以弗所会议被他们成功定为异端并流放的涅斯多留的追随者们,他们的死对头——景教徒,正等着他们的到来。景教此时已经是蒙古帝国皇室的信仰和宗教,大汗和皇家成员在景教堂里参加礼拜。于是,蒙古帝国中这些景教的神甫们,看到昔日威风凛凛的对手,如今却谦卑地来到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商求和平。
(图后-4 本书作者在高昌古城废墟遗址,1998年10月3日)
突厥人和蒙古人中一些著名的基督徒人物,影响、参与并改变了蒙古人的历史、亚洲的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他们当中,有三朝宰相镇海;贵由可汗的教师合达和主要的大臣(贵由还担负起保护包括亚美尼亚人在内的东方基督徒的责任);第三任大汗蒙哥的宰相孛鲁合(克烈部的);成吉思汗的幼子老四托雷的妻子,原克烈部的公主唆鲁忽帖尼;拖雷的长子蒙哥的小弟弟阿里布哥;成吉思汗长子的儿子拔都、汗室的元老、俄罗斯人眼中“残暴的征服者”,他的儿子撒尔塔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还有维吾尔族景教徒修道士和神学家马考斯和巴·扫马。除了这些大人物之外,还有许多景教徒小人物,默默扮演着几两银子的角色。例如,法国宣教士鲁卜鲁克的威廉出使蒙古帝国时,那位景教徒翻译,以及他所见到的蒙哥的那些不知名的景教徒妃子们,还有帝国军队中的许多景教徒士兵和军官。总之,由于帝国皇室的影响,景教在蒙古人和突厥人当中发展迅速。
在上述的这些景教徒人物中,历史无法忘记那位克烈汗国的景教徒公主唆鲁忽帖尼,成吉思汗的小儿子拖雷的妻子。正如基督教历史中许多伟大的女性那样,这位公主所扮演的基督徒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在亚洲的历史中至今无人能与之相比。她以坚强的基督徒信仰、敏锐的眼光,过人的智慧和政治头脑,以及令人惊讶的远见卓识,将四个儿子都推上汗王的宝座:长子蒙哥成为帝国的大汗,次子忽必烈成为帝国中国区的元朝皇帝,三子旭烈兀成为帝国波斯区的伊利可汗,幼子阿里不哥是看守蒙古帝国草原故土的汗王。旭烈兀的妻子和他的首席大将军都是虔诚的景教徒,他们在行军中抬着教会的帐幕。当时,在巴格达的景教总部,受到他们的大力关照和支持。
维吾尔族景教修道士马考斯和巴·扫马在历史中的出现,标志着景教在突厥人尤其是维吾尔族当中达到的高潮。两位景教的修道士和神学家,于1278年受到忽必烈皇帝的差遣,沿丝绸之路西行,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到巴格达后,年仅36岁的马考斯于1281年被任命为景教历史中的大主教(相当于教皇),期间借助蒙古帝国的背景,景教势力到达历史中的最高点。这个时候,已经拿下埃及并对伊斯兰教世界构成重大威胁的阿鲁浑汗王,希望联合西方基督教世界,东西夹击叙利亚,收复耶路撒冷。于是,他任命已经成为主教的扫马为大使,出访欧洲诸国并会见教皇的大使。在罗马教廷中,扫马以精湛的神学知识和雄辩的口才,令众红衣主教折服;扫马还参见了英、法国王,和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
人们也不会忘记,至少罗马教廷不会忘记,1340年,在北疆的阿力麻里(今伊犁霍城县)被蒙古穆斯林所杀死的,那些天主教的主教、宣教士、教徒,以及所毁坏的教堂。
1368年蒙古帝国在中国的元朝被汉族人推翻,明朝取而代之,因此元气大伤。1388年明朝中国军队攻陷蒙古帝国首都喀喇和林。于是,蒙古帝国的统治和权威也开始在新疆地区、中亚、西亚、以及东欧进入衰败瓦解的阶段。1353-1392年,察合台汗国的蒙古人在汗王的带领下皈依伊斯兰教,并通过武力强制宣教,实现了伊斯兰教在新疆地区的本土化。这样,经过西辽契丹和蒙古帝国223年的压制后,伊斯兰教再次从沉默和蛰居中爆发。1529年,中国明朝势力退出哈密,标志着伊斯兰教已经在新疆地区完成了本土化进程。自伊斯兰教从喀什地区的阿图什进入新疆,并于公元910年成功发动穆斯林宫廷政变开始,已经619年了。
1759年7月(乾隆二十四年),当满清中国占领新疆的时候,除了林立的清真寺,已经看不到任何其它宗教的影子了。
1876年,英国宣教士来到新疆北部;1886年,荷兰和波兰天主教的两位神甫来到喀什噶尔宣教;1892年,瑞典的宣教士们豪吉尔等人和那位土耳其的基督徒约翰·阿维塔瑞尼安,来到新疆南部。这些宣教士们并不太清楚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的历史故事,以及景教和天主教的宣教士们在这里付出的努力和牺牲,但是,他们在上帝的呼召和圣灵的带领下,怀着对耶稣基督的耿耿忠心,继续着这项上帝国度里“已然而未竟”的事业。
经过整整50年的艰苦勤奋的工作,喀什噶尔、莎车、和田(古于阗)等地,已经有几百位维吾尔为主的突厥基督徒,并涌现出维吾尔族基督徒阿里·阿康德那样有影响力的布道家。这里有宣教时间最长的瑞典人约翰·陶恩奎斯特先生,还有深受孤儿院女孩们喜爱的安德森小姐。瑞典宣教士们所办的孤儿院、学校,成为当地的教育和基督教信仰的文化泉源。新疆北部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教会也建立起来,英国人航特(胡敬洁)和马瑟(马尔昌)创立了教会,英国的三位女杰带领众多的女性加入教会,当时许多民族都来参加礼拜,人数最多达300人左右,尽管真正的信徒人数很少。
1933年,回族和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圣战革命,无疑打乱了宣教士们的计划,破坏了宣教大好局面,宣教的累累硕果被无情毁灭。在南疆,几百位维吾尔突厥基督徒被维吾尔圣战军队屠杀,孤儿院的女孩被凌辱,男孩被杀死或关进监狱折磨致死。1933年5月,在北疆的乌鲁木齐保卫战中,马尔昌和巴富羲因为救助伤员,感染伤寒相继离世。1938年,第二波迫害临到新建的教会,所有的西方宣教士被亲苏亲共的盛世才新疆政府驱逐出境。许多维吾尔族和汉族基督徒被盛世才政府处死,或关在监狱里折磨致死。在他们当中,这些殉道士的名字不会被忘记:布道家阿里·阿康德,男孩之家的亚伯(原名穆罕默德),亚伯的朋友哈桑·阿康德,还有汉族学校的校长刘老师。
这两次相隔5年的迫害,彻底摧毁了西方宣教士的宣教成果。西方宣教士在新疆所奏响的现代宣教乐章突然休止了,带着深深的遗憾、迷茫和创伤,但其历史性传奇却没有消失。正如主耶稣基督评价那位伯大尼村的女子:“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1940年代末,在圣灵的呼召和带领下,汉族教会和基督徒开始继续同一个宣教使命。那位被上帝清楚带领到甘肃省张掖宣教的高医生,建立了教会,接待了后来前往新疆向突厥人宣教的宣教团队和宣教士们,尽管他本人并不知道,张掖在古代曾经是甘州维吾尔人的大本营和西夏印欧人曾经占领过的地方。接下来,来自云南的李开焕牧师和妻子翟明霞,响应上帝的呼召,来到迪化(乌鲁木齐)建立了“新疆中华基督教会”。随后,来自山东省潍县灵修院的“西北灵工团”和陕西省凤翔县西北圣经学院的“遍传福音团”,都在圣灵的清晰带领下,响应上帝“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呼召,历尽千辛万苦,相继抵达新疆,并分散各地,建立教会,传播基督教。在这次意义深远的汉族教会的宣教壮举中,汉族的女性宣教士们扮演了先锋的角色。
在教会建立后不久,宣教工作刚刚展开,共产主义汉族政府的残酷逼迫来临。许多宣教士被逮捕坐牢;张古泉牧师在狱中殉道,死因至今是个谜;赵西门在监狱里度过30个春秋,他的妻子文沐灵在狱中殉道;还有许多例子。正如那些瑞典宣教士们难以理解“上帝奇怪的安排”,这些汉族宣教士们也感到困惑沮丧。然而,又一个50年过去了,虽然这些汉族宣教士们在突厥人当中的宣教工作见效甚微,汉族教会却发展壮大,并终于在这个古老的西域扎根下来。自契丹西辽和蒙古帝国时代以来,这是基督教又一次在这个地区的繁荣。这一次的繁荣,如同蒙古帝国时代,是在强势民族中的传播,势必对以维吾尔族为首的突厥人产生影响。如今,作为伊斯兰教,仍然是这个地区的主体宗教,枝繁叶茂,根深蒂固。
谈到新疆教会过去60年的天路历程,乌鲁木齐市基督教会明德路堂(前新疆中华基督教会)的牧师范晨光女士,总结说:
“这是一个神迹,很大的神迹。”
3、喀什噶尔和耶路撒冷,有何相干?
喀什噶尔,简称喀什,这座丝绸之路上的历史重镇古城,历代宣教士们心中永远的痛,也被称为“小麦加”。喀什地区的面积接近112万平方公里,包括11个县,16个生产建设兵团农场,以维吾尔族为主的10多个民族,人口360万(2004年),约占新疆总人口的18%。[2] 喀什地区有清真寺约9千600座,[3] 约占整个新疆清真寺总数的三分之一。
近10年来,中国的汉族教会再次宣扬“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异像(Vision),引起海内外基督教人士的强烈反响。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中国教会所独立提出的异像,是中国教会成熟的标志。2003年,美国《时代》杂志驻北京的主编大卫·艾克曼(David Aikman),在其著作《耶稣在北京》一书中,简要探讨了中国教会这一异像的最初来源,引起了西方教会界的关注。[4]
“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意义深远,直接影响中国教会和世界教会的格局和宣教策略。 “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路线通常被认为是,从中国境内开始,沿着古丝绸之路,即逆行涅斯多留宣教士们向东走过的宣教路线,将福音向西传播,穿越中亚,直达中东地区,最后到达耶路撒冷,完成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所交付给门徒的大使命。1892年,当瑞典宣教士来到喀什噶尔,豪吉尔(Hoijer)先生认为福音仍然应该沿着丝绸之路从西向东传向中国;[5] 但是,遍传福音团1948年到达新疆,异像的主要发起者马可牧师(已故),还有西北灵工团的张古泉牧师,都认为应该将福音沿着丝绸之路从东向西传回耶路撒冷,与豪吉尔所认为的方向相反。西北灵工团的李道生认为,当上帝的时候到了,这条丝绸之路就会为福音所开通。在喀什噶尔宣教60多年的何恩证和赵麦加(已故)夫妇,也是这样认为,并一直持守着福音将通过喀什噶尔传回耶路撒冷的信念。何恩证女士对笔者说:“丝绸之路,是一条福音之路。”
如今,圣灵之风已经度过玉门关,西出阳关也有兄弟姐妹。
(图后-5 喀什噶尔的一条街,出自贾丛江的《新疆旅游》第35页)
当清真寺的呼喊声在晨曦中响起,新疆的山川河流依然在沉睡。历史中基督教反复来到这片土地上,伴随着沙漠戈壁的驼铃声默默地传播。如今,这条丝绸古道已经被西方宣教士、汉族基督徒和突厥基督徒们所重新唤醒,并因此注入了新的生命,焕发出属灵的生机,奏响了福音传播进行曲的当代新篇章。沿着涅斯多留宣教士、高加索—印欧基督徒、突厥基督徒、维吾尔族基督徒朝圣者、罗马天主教宣教士、荷兰、瑞典、英国和汉族宣教士所走过的丝绸古道,新疆的基督教会和基督徒们正从事着他们所坚信的、上帝所呼召的神圣使命和崇高荣誉。同时,这已经不再是孤独的历史篇章,因为基督教在中国其它地区和东亚的繁荣中,已经实现了本土化甚至复兴。
1990年代,一位西方宣教士在南疆喀什地区,遇到了一位维吾尔族老妇人,小时候曾在瑞典宣教士的“女孩之家”生活过。这位老妇人来到宣教士家中,坐下来,掀开头上厚厚的黑面纱,开始唱起小时候学过的圣歌,一首接一首,用歌声诉说着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记忆和沉默……
自2007年11月和2008年1月,两位维吾尔族基督徒:和田(古代的于阗)的乌斯曼弟兄和喀什噶尔的阿里木江弟兄,因为从事在维吾尔族中的福音工作,分别被新疆政府逮捕并判刑。乌斯曼两年劳教已经出狱,阿里木江仍在乌鲁木齐的监狱里服15年徒刑。这一严重的逼迫教案,引起了中国汉族教会和世界范围内教会的高度关注。这样,蒙古帝国时期那两位朝圣的维吾尔族基督徒马考斯和扫马,他们在丝绸之路上所留下的历史脚印,便不再孤独。
在宣教士和基督徒的眼中,与世界历史不同,教会的历史不是割裂的,而是跨越变化前进的时空,汇入同一条圣灵奔腾的天国长河。基督徒们和其他人一样,在这个世界生活过,然后匆匆而去,或轰轰烈烈,或默默无闻。然而,基督徒们和别人是有所不同的,正如那位1937年被盛世才政府迫害致死的、著名的维吾尔族基督徒布道家阿里·阿康德所无法忘记的,那位荷兰的老神甫曾在喀什噶尔的巴扎上喊着说:
“是的,我将永远不死。”
插图:Lukas Shan(单路加)《上帝的国度在毡房里》 2008年9月
[1] 本段参考Justin Jon Rudelson, Oasis Identities, 第146-153页。
[2] 参看中国行政区划网站:http://www.xzqh.org/QUHUA/65xj/31kashi.htm, 新疆喀什地区介绍。
[3] Gardner Bovingdon, Autonomy in Xinjiang: Han Nationalist Imperatives and Uyghur Discontent, (Washington, D. C. East-West Center Washington),2004,第34页。
[4] David Aikman, Jesus in Beijing, 2003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Regnery Publishing, Inc., 196, 197.
[5] John Hultvall, Mission and Change in Eastern Turkestan, 33.
尾声
“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野蛮人、斯基泰—塞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1]
——《圣经·歌罗西书》3:11
21世纪里,新疆的历史将一如既往,继续并首先演绎宗教历史,不论这个地区的政权统治者是否对宗教有兴趣,或者倾向于什么信仰意识形态。然后,在宗教史的基础上,种族、政治和军事争夺史同时继续进行,并偶尔会给这个地区的各族人民,带来那种短暂的、没有公平和盼望的和平安定。
1、新疆问题分析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要指责某个民族群体,尽管我们可以指责政府,可以指责任何民族的错误信仰意识形态和文化,因为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有同样的价值和尊严,也同样是有罪性的。新疆每个民族都要认识到并付诸行动的是,要敢于自我否定,清除本民族的信仰意识形态和文化中的错误部分。
“新疆问题”,即“新疆种族冲突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伊斯兰教信仰与突厥民族(主要是维吾尔族)的身份意识合二为一,并以此产生敌视并排斥持有不同信仰的种族、民族、以及清除异教徒的宗教极端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思维模式。在此基础上,汉族共产主义政府的高度腐败和不公平的社会体制,以及汉族无神论—唯物主义的日益堕落文化和大汉民族主义,为“新疆问题”的爆发、恶化和持续,提供了温床。
在中国占领新疆250周年之际(1759年7月·乾隆24年),2009年7月震惊中外的乌鲁木齐暴乱,标志着“新疆问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并让人们对新疆的未来感到更加担忧。
2、新疆问题的复杂性
由本书中所提供的历史资料可知,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除了多次发生以维吾尔族为主的突厥穆斯林针对汉族群体的大规模种族屠杀之外,在1933年南疆的维吾尔穆斯林革命中,针对同是维吾尔族等突厥族同胞的基督徒进行集体屠杀,证明了高昌回鹘文明之后的伊斯兰教化的维吾尔族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那种清除异教徒的宗教—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在历史中,自从公元10世纪初,喀什噶尔的维吾尔族被伊斯兰教征服后,每当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拥有强势武力之后,这一点就反复得到证明。因此,如今的人们有理由继续怀疑新疆维吾尔族独立运动的动机合理性,并高度担忧这种宗教政治运动所带来的可怕后果。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自满清时代结束后,作为新疆汉族的统治,由于金树仁政府的无能、盛世才政府的残暴、共产党政府的腐败和不公平,持续激化了种族(主要是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的矛盾,为伊斯兰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运动提供了在历史中反复被利用的借口。作为当前的王乐泉政府,多年来导致各民族怨声载道,并且在2009年7月的暴乱中遭到突厥民族和汉族的同时反对,显然是史无前例的执政失败。的确,汉族政府若不能在新疆建立和维护安全、公平、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就没有资格成为新疆各民族的领导者,突厥民族的独立运动就会有正当的理由。
然而,假使汉族政府的统治实现了清正、廉明、成功,或者是,维吾尔族真的某一天独立了,成为强势民族,但是,如果新疆以维吾尔族为主的突厥民族中的政教合一、清除异教徒的伊斯兰教极端意识形态及其文化思想传统无法抛弃,那么,新疆仍然是无法实现和平的。此外,还需要消除民族之间的仇恨和误解。
在7·5和7·7暴乱悲剧中,普通的汉族民众上街游行抗议,喊出了“镇压恐怖分子”、“要王震,不要王乐泉”的口号,说明了其斗争矛头不仅指向维吾尔族中的暴力分子,还明确指向王乐泉汉族政府,因此就出现了不可忽视的历史新含义:那就是,作为新疆的第三、四代汉族人,已经将新疆视为自己的故乡和家园,任何破坏或无能力维护新疆和平的,不论是突厥民族还是汉族及其政府,都是本土汉族人(占新疆总人口约一半,超过维吾尔族人口)所不能容忍的。
的确,任何以种族排斥或清除异族为意图和手段的运动或斗争,无论是暴力还是非暴力的方式,都是抵挡人类普世价值观的,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新疆人唯一的出路,是在强有力的公平政府的领导下,寻求建立多元民族和文化之间能够在公义的基础上和平共存、友好相处的信仰意识形态、文化习惯和法制社会模式。
3、人类大屠杀的社会文化罪性
此外,在谈论新疆问题的同时,我们也无法否认,如果说13世纪蒙古人在亚欧大陆的大屠杀,已经是遥远的历史,17世纪欧洲殖民者对美洲大陆印地安人的大屠杀,也已经被逐渐淡忘,那么,对于刚刚过去的20世纪,政教分离成为世界政权的主导模式之后,人类大屠杀却可以称为其主旋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人对犹太人、波兰人等民族的种族屠杀;日本人对中国人以及东南亚地区人民的大屠杀;二战之后作为彻底的无神论意识形态的苏联共产党的俄罗斯人和中国共产党的汉族人,他们对自己的同胞民族和少数民族大规模的屠杀和残酷统治;1960-1970年代,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对自己国民的恐怖主义杀戮活动和残暴统治;1970年代柬埔寨共产党人对自己国民和华人的大屠杀和野蛮统治;1990年代非洲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对华人的大屠杀,等等。
面对这些历史事实,人类有什么清白和尊严可谈呢?又能有什么辩护词呢?并且有什么理由认为、或有什么措施能够保证,大屠杀的历史将不会重演了呢?
4、解决新疆问题的唯一道路:耶稣基督的真理和爱
作为新疆,持续千年的屠杀历史应该结束了。新疆各民族的这一代人需要承担起这个责任。让新疆各民族都喊出这样的口号吧:“我们都是新疆人!”
在1995年4月的“伊宁游行事件”,以及1997年2月的“伊宁动乱”和乌鲁木齐的数辆公共汽车爆炸的恐怖事件时期,特别是2009年乌鲁木齐“7·5—7·7种族冲突暴乱”之后,在汉族和突厥民族之间的仇恨和不信任,到达高潮并蔓延到整个新疆之后,根据笔者的第一手资料和亲身经历,只有那些以维吾尔族为主的突厥族基督徒和汉族基督徒之间,仍然保持着如同往日甚至更加密切的关系,并且彼此祈祷、关心和帮助。
历史将会证明,基督教信仰在新疆各民族当中自由的传播并被广泛的自愿接受,将是消除民族仇恨,实现各民族彼此宽恕与和解,从而解决“新疆问题”的唯一可行途径,并会给新疆带来以社会公义和各民族彼此相爱为基础的、这种多元民族和文化社会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最后,让我们聆听并遵行主耶稣基督的教诲:“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圣经·路加福音》10:27
5、各方都要行动起来
作为强势群体的汉族人,应该首先行动起来,认识上帝,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要注意谦卑下来,反省自身民族的问题和错误并悔改,同时,发扬自身的卓越才能和优势,推行社会公义和法治。当用实际行动来关爱你们的邻居,平等看待和尊重他们,不论他们是汉族人,还是维吾尔族人、哈萨克人、柯尔克孜人、塔塔尔人、乌兹别克人,等突厥或印欧民族,或者是蒙古人、锡伯族、俄罗斯人,等各民族。
作为维吾尔族等突厥民族,同样要敢于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你们是有巨大潜力和许多才能的民族,但是,一个没有勇气自我否定、将所有问题都一概归咎在其他民族身上的民族,是没有希望和未来的。应当注意放弃那种排斥异族特别是汉族的有害心理,并建立起接纳和尊重不同民族的胸怀和头脑。此外,要积极提高民族自身整体素质,在全国范围内改善民族整体形象(正如汉族人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改善民族形象)。最为重要的是,要有勇气对你们祖先曾经信仰的基督教持开放态度,千万不可排斥本民族中已经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同胞。而且,你们当重建你们祖先辉煌的基督教文明,并再次改写中亚的文明史。时候到了,不要犹豫。
此外,作为新疆政府,要建立公平和法治的社会模式,还要珍惜保护新疆的自然环境,尤其是森林、野生动物、水资源和绿洲,要节约利用石油、煤炭等矿藏以及各类自然资源。还有,不可滥用权力,更不可压制基督教信仰在各民族中的传播,以免惹动上帝的怒气。
总之,新疆的各民族和政府都要这样行动起来。这并非一个不合实际的梦想,付诸实践就能看到超过所求所想的成果。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圣经·加拉太书》5:25
愿上帝赐福新疆的各民族、社会和耶稣基督的教会,愿真理与平安的圣灵在这个地区运行无阻。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圣经·约翰福音》8:32
(全文完)
2009年12月25日耶稣基督圣诞节
美国·波士顿
结语
不同种族和民族的混血通婚,是人类文明的最高表现形式之一,因为这样做的前提和结果,都是将种族和民族的身份意识提高到全人类的角度。从基督教中的圣灵感孕玛丽娅以及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新娘,这一属灵的高度来看,也是如此。
——单传航·2009年感恩节·波士顿
全书字数总计(不含脚注):174,117(2010年7月和2011年12月增订)
欢迎提供关于新疆历史和基督教历史的有关资料。提供时,敬请注明文字资料的作者、写作或出版日期、出版社;照片资料的时间、人物、事件、地点、摄影者、照片提供者;音像资料的类似相关信息。谢谢。
作者的email地址:shanchuanhang@gmail.com
本书可在亚马逊网站上购买:www.amazon.com
请输入搜索关键字:xin jiang ji du jiao shi 或者shan chuanhang
注意区分彩色版和黑白版,价格不同。本书为彩色版。
[1] 这段经文中的“野蛮人、斯基泰—塞种人”是笔者的修订性翻译,希望更加准确地表达其本意。
本书参考资料目录
一、汉文参考资料目录
勒内·格鲁塞(Rene Grousset):《草原帝国》(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a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译者:黎荔、冯京瑶、李丹丹,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2004年4月第2次印刷。
朱谦之:《中国景教》,人民出版社,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1993年5月第1版,1998年5月北京第2次印刷。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论》,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沙滩后街55号,1997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新疆人民出版社,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2003年8月第2版,2003年8月第1次印刷。
苏北海:《哈萨克族文化史》,新疆大学出版社,乌鲁木齐市胜利路14号,1989年12月第1版,1996年8月第2次印刷。
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郑元芳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田卫疆:《新疆历史》,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北三环中路31号,2001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贾丛江:《新疆旅游》,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北三环中路31号,2001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罗振权、李长生主编:《新疆旅游基础知识》,新疆旅游局导游人员考评委员会出版(乌鲁木齐市河滩路52号), 乌鲁木齐新协印务有限公司,2000年4月5日印刷。
马冬、吴洪琳,《狯胡与嚈哒》,刊登于《西域研究》季刊,新疆社会科学院主办(新疆鲁木齐市北京南路16号),新疆社会科学杂志社出版,2005年第4期。
刘宁:《回鹘人种考》,吉林大学考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长春,2006年6月29日。
余太山主编:《西域文化史》,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年版。
丁宏、张国杰编著:《百年中国穆斯林》,宁夏人民出版社(银川市解放西街47号),宁夏华地彩色印刷厂,2002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陈怀宇:《景教在中古中国的命运》,出自《基督教与中国》第一辑2003,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主办,王忠欣主编,恩福基金会出版,美国·P. O. Box 11066, Torrance, CA. 90510-1066。
乐峰:《简论中国基督教》,出自《基督教与中国》第一辑2003,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主办,王忠欣主编,恩福基金会出版,美国·P. O. Box 11066, Torrance, CA. 90510-1066。
陆传:《丝绸之路上的西北灵工团——赵西门弟兄书信诗文原件的见证》,,刊登于《生命季刊》第九卷第一期,2005年3月刊,总第二期。
王瑞珍:《神国侠侣》,校园书房出版社,台北市罗斯福路四段22号,2003年11月出版。
李泰和(李开焕之子):《新疆中华基督教会建立史略》,其母翟明霞在世时曾过目本稿内容。
方豪:《唐代景教考略》,摘自《中国史学》1936年第1期,全文1,3000字。
周菁葆:《西域景教文明》,刊登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
多桑(瑞典):《多桑蒙古史》,冯承钧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上海福建中路193号,2006年3月第1版。
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何竟如此?》(To What Purpose?), 1933年伦敦宗教短文书刊协会出版,汉文译本,译者:尹道明,2009年5月27印刷,第43页。
编者高建国,张全献,包全恩,马明心,《华北神学院一九五o级毕业纪念刊》,华北神学院一九五o级毕业刊编辑委员会出版,华北神学院一九五o级班级委员会发行,华北神学院地址:无锡梅园前,中国制版印刷厂印刷,上海南京西路七十弄六号,电话96599,1950年5月出版。
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巢湖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张治中将军》,1990年08月第1版。
陈孝卿:《我在新疆六十年》。作者系今乌鲁木齐明德路教会的牧师。
黄清治:《新疆乌鲁木齐教会简史》和《看了五十年神迹》,作者系今乌鲁木齐明德路教会的牧师。
范晨光:《基督教会明德路堂简介》。作者系今乌鲁木齐明德路教会的牧师。
王永存(王金铭之子):《怀念我的父亲》,写于2005年8月22日。
张古泉牧师之妻等人:《对有关历史问题事实真相的说明》,2004或2005年。
邹淑华:《一粒麦籽——记西北灵工团团长张古泉牧师》。
陆传:《丝绸之路上的西北灵工团——赵西门弟兄书信诗文原件的见证》。
崔泓凯:《蒙神恩典的回忆》,写于2005年6月27日。
《南疆维族基督教会的故事:一段难以攀登的陡峭悬崖》,汉语版。
《新编世界地图册》,李绍明主编,中国地图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北京第4次印刷。
《2010新疆统计年鉴》以及1949—2009年的《新疆统计年鉴》
《圣经》,中国基督教协会,1998年出版发行,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2000年印刷(苏出准印JSE—002666号)。
维吾尔语—喀什噶尔方言的《圣经》,瑞典宣教士们翻译的,采用与波斯语字母和乌尔都语字母相似的经过改动后的阿拉伯语书写字母的回鹘文书写体(书写中省略元音),1951年开罗出版。
当代维吾尔语《圣经》,2005年出版
二、英文参考资料目录
Ahmet Yasar Ocak, Social,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life, 1071-1453, Edited by Kate Fleet,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urkey, Volume I, Byzantium to Turkey, 1071-145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K, 2009).
Bruce L. Shelley, Church History in Plain Language, updated 2nd Edition, Copyright 1982, 1995 by Word Publishing, Thomas Nelson Publishers, Nashville, USA.
Benjamin W. Fortson IV, Indo-European Language and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second edition (UK: Wiley-Blackwell publication, 2010.
Chrissie Brown, Dates of events & people affecting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Xinjiang, China, in her email to Chuanhang Shan on 11th Feb, 2004, at 14:41:11
Christoph Baumer, The Church of The East: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Assyrian Christianity, First Published in 2006 by I. B. Tauris & Co. Ltd, Reprinted in 2008, (London, New York).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Christopher Dawson, Translated by a nun of Stanbrook Abbey, The Mongol Mission, Narratives and Letters of the Franciscan Missionaries in Mongolia and China in the Thirteen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Sheed and Ward, New York, 1955.
David Aikman, Jesus in Beijing, Regnery Publishing, Inc., USA, 2003.
Translated from the Syriac by Sir E. A. Wallis Budge, KT., The Monks of Kublai Khan Emperor of China, or the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Travels of Rabban Sawma, Envoy and Plenipotentiary of the Mongol Khans to the Kings of Europe, and Markos who as Mar Yahbh-Allaha III Became Patriarch of the Nestorian Church in Asia, London,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Machester, Toronto, Madrid Lisbon, Budapest, first published in 1928, made in Great Britain. (为了引用方便,笔者命名为《蒙古帝国忽必烈时期两个维吾尔族景教徒的游记》)
Eleanor Holgate Lattimore, Turkestan Reunion, (Kodansha America, Inc.: New York,1994), first published in 1934 by John Day Company, New York.
E. E. Kuzmina, Edited by Victor H. Mari, The Prehistory of the Silk Road,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2008.
Gardner Bovingdon, Autonomy in Xinjiang: Han Nationalist Imperatives and Uyghur Dicontent, (Washington, D. C. East-West Center Washington),2004.
Geo Widengren, The Great Vohu Manah and the Apsotle of God: Studies in Iranian and Manichaean Religion, (Sweden: Uppsala University Arsskrift, May 1945).
G. W. Hunter, Travelling in Chinese Turkestan, from the journal of China Millions, January, 1910.
G. W. Hunter, Chinese Turkestan.—A Journey and a Deliverance, from the journal of China Millions, October, 1910.
Dr. Gwenfair M. Walters (Adams), Survey of Church History (2003), Class handouts,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 South Hamilton, MA, USA.
Gustaf Ahlbert (1934), Habil- A Christian Martyr in Xinjiang, (Pathways Publishing: printed by ActsCo, Chiang Mai, Thailand, 2009), translator: Gabriel; Swedish edition published and printed by Swedish Covenant Church Press, Stockholm, Sweden in 1934, original title: Habil.
H. G. Rawlinson, Bactria, the History of a Forgotten Empire, (New York: AMS Press, 1969).
James A.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7).
Testimony of Jason Pinney, Hearing on Chinese Interrogation vs. Congressional Oversight: The Uighurs at Guantanamo,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f Foreign Affairs 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Human Rights, and Oversight, July 16, 2009.
John Hultvall, Mission and Change in Eastern Turkestan (internet version, the portions of the book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published by Heart of Asia Ministry, P.O.Box 1, Erskine, Renfrewshire, Scotland, June 1987; Revised version, MCCS, Sweden, 2004.
J. P. Mallory and Victor H. Mair, The Tarim Mummies: 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arliest Peoples from the West, Thames & Hudson Ltd, London, first published in New York in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Edited by J. P. Mallory and D. Q. Adams, Encyclopedia of Indo-European Culture, London and Chicago: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1997.
Justin Jon Rudelson, Oasis Identities: Uygur Nationalism along China’s Silk Roa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7).
Marco Polo,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Cosimo, Inc. New York, 2006).
Mark Chuanhang Shan, The Kingdom of God in Yurts: Christianity among Mongols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Africanus Journal, Vol. 3, No. 2 November 2011.
Marshall Broomhall, To What Purpose?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Agents: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4 Bouverie Street, London, E., C4,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by R. & R. Clark, Limited, Edinburgh, first edition December 1933, reprinted Februray 1934.
Martin Luther, On the Councils and the Church, 1539, trans., by Eric W. Gritsch, Church and Ministry III, Luther’s Works, American edition, volume 41, ed., Eric W. Gritsch, intro., E. Gordon Rupp, general editor: Helmut T. Lehmann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66).
Michael Dillon, China’s Muslim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6).
Mildred Cable & Francesca French, Through Jade Gate and Central Asia, an Account of Journeys in Kansu, Turkestan and the Gobi Desert, Hodder and Stoughton LTD. St. Paul’s House, London, E. C. 4. Made and Printed in Great Britian for Hodder & Stoughton Limited, by Wyman & Sons Limited, Lond, Reading and Fakenham, first printing 1927, 7th printing 1939, 9th printing 1943.
Mildred Cable and Francesca French, George Hunter: Apostle of Turkestan, China Inland Mission, London, Newington Green, N. 16, first published in 1948.
Paul Hattaway, Back to Jerusalem, published in 2003, Gabriel Resources, 129 Mobilization Drive, Waynesboro, GA, 30830, USA.
Rene Grousset, The Empirey of the Steppes: a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Naomi Walford,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and London, French edition 1970 by Payot, Eighth paperback printing, 2002.
Richard Schafer, A Muslim Became A Christian, translated from German to English by John Bechard, published by Author Online Ltd 2002, 15-17 Maidenhead Street Hertford SG14 1DW, England, printed in USA.
Edited by Robert L. Worden and Andrea Matles Savada, Mongolia: a Country Study, area hand book series, DA Pam 550-76, research completed in June 1989,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second edition, 1991, first printing, 1991.
R. O. Wingate, the Steep Ascent, the 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in Turkestan,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46 Queen Victoria Street, London, E.C.4.
Translated by Ron Cameron and Arthur J. Dewey, the Cologne Mani Codex, (P. Colon. inv. nr. 4780), “Concerning the Origin of his Body”,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Montana: Missoula, Montanan 1979), distributed by Scholars Press, P. O. Box 5207, Missoula, Montana, 59806.
Samuel Hugh Moffett,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Asia, Volume I: Beginnings to 1500, [Marynoll, New York]: Orbis Books, fourth printing, September 2004.
Theodore Fischbacher Memorial Bulletin, Feb. 11, 1996,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U.S.
Valerie Hansen, the Open Empire: A History of China to 1600, first edition,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New York, 2000.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Vatch Ghazarian, Armenians in the Ottoman Empire: An Anthology of Transformation 13th-19th Cnturies, (Mayreni Publishing: Waltham, Massachusetts, 1997).
Wilhelm Baum and Dietmar W. Winkler, The Church of the East: a concise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Willard Gurdon Oxtoby, Ancient Iran and Zoroastrianism, an Index, Biliographic Studies in Religion, No. 1, Council on the Study of Religion, Monograph Series, No. 3, (Canada, Ontario: Waterloo Lutheran University; Iran, Shiraz: Pahlavi University, 1973).
三、音像和口述参考资料目录
录像带:From Sweden to Xinjiang: Caravans of Hope, A R.U.N Ministries Presentation, (NTSC/40 Minutes) P. O. Box 6435, Virginia Beach, VA 23456, USA.
单传航:《何恩证女士录音照相采访录》,2001年6月2日,新疆喀什赵麦加-何恩证夫妇的家中。
单传航:《路德女士录音照相采访录》,2001年9月24日,新疆乌鲁木齐市明德路教会路德女士的居室。
单传航:《马可先生录音照相采访录》,2001年10月22日,重庆市马可牧师家中。
李道生先生的录像采访,2006年。
根据新疆兵团的一些老战士的口述历史。
笔者在1994年采访过当地经过5·29事件的一位知识分子汉族老人。
笔者目击了1995年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麦西来铺”游行示威事件。
笔者认识的朋友中,针对1997年2月乌鲁木齐市公共汽车被炸的恐怖事件,提供了一些口述事实。
四、网络参考资料目录
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网,http://www.urumqi.gov.cn,《首府概况》栏目。
Orr, James, M.A., D.D. General Editor. "Definition for 'SCYTHIANS'".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bible-history.com - ISBE; 1915, http://www.bible-history.com/isbe/S/SCYTHIANS/
http://www.iranchamber.com/history/sassanids/sassanids.php
李民举:《释祆》,《国学论坛》网站http://bbs.guoxue.com/viewthread.php?tid=456713,发表于 2007-11-17 01:58
北大未名BBS:http://bdwm.net/blog/cpread.php?serial=14828
涅斯多留教派的非官方网站www.nestorian.org
范爱侍,《景教碑,景教,基督教》,http://library.ccim.org登载,日期不详。
www.allempires.com/article/index.php?q=The_Uyghur_Empire
http://en.wikipedia.org/wiki/George_W._Hunter_%28missionary%29
《苏联在新疆发动惨绝人寰的“三区革命”:北疆大屠杀》,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7月18日 来稿), http://news.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09/07/200907180132.shtml
刘革学:《中国地方军阀大结局》(网络版),http://www.pashu8.com/xiazai/1/7244/611639.shtml, 2008-7-9 4:07:54。
中国行政区划网站:http://www.xzqh.org/QUHUA/65xj/31kashi.htm, 新疆喀什地区。
美国对华援助新闻网站:www.chinaaid.net www.chinaaid.org
( 转载请注明:中国基督教理学协会 https://www.ccaa2009.com )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