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博讯网，2019年01月08号（http://peacehall.com/news/gb/misc/2019/01/201901080348.shtml）
西域华夏民族的历史哀歌
——七次和七日祈祷，冲破中亚新疆的灵界黑暗
作者：小光
“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上帝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二十一日。忽然有大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他向我这样说，我就脸面朝地，哑口无声。”——《圣经·但以理书》10：12-15
遥远的西北新疆，中亚之右地，中国之腹地，古代丝绸之路的要道，发生了什么事？在这全球人心变冷的季节，有人这样问。
西方自由主义所控制的政府和政客，藏在德国老女皇和美国特权老妪们的裙子下，细数着肮脏的选票而窃喜,且不忘伸出头来，吹响金喇叭，慷慨陈词一面，义怒抨击中国；另一面他们的人民却穿着黄马甲，在苛捐杂税、沉重的债务、同性恋乱伦、穆斯林等移民的浪潮中，盼望法国大革命、南北战争和法西斯的重现。新疆的邻国巴基斯坦，长期接受中国强加的大量援助，率先发声谴责中国，代表伊斯兰教大家庭的抗议。中国社会主义政府则一如既往，坚决否认，宣称是将新疆少数民族的青壮年男女，送进集体宿舍，统一着装，免费进行职业技术培训，兼教育转化。
在不同信仰意识形态和政治动机所驱使的表述和叙事中，在民粹主义和爱国主义交织的网罗中，在自由乱伦主义的政治正确所导演的国际舞台上，川普总统和西方人民所谴责的西方造假媒体、维吾尔海外组织的政治宗教之投机钻营、中国政府喉舌的谎言报道，争先登场，敲鼓击笳，各执一词，令新疆和维吾尔族的问题复杂迷离，乱象飞舞。在如此可悲且不可忽视的形势下，面对世界政治与宗教的喧哗广告，耶稣基督在中国的教会，尤其是其中的汉族基督徒群体，急需建立清醒而不乏真理的独立性陈述，并勇敢投入这场不可缺席的属灵征战，责无旁贷。
我是一名基督徒，我是新疆人，我是汉族。
一、澄清并还原新疆地区和维吾尔族身份的历史真相
作为新疆人，有责任面对现有各路各方的历史陈述和说法，谨慎分析其误导性，驳斥不实之说，并客观理清新疆地区和维吾尔族身份的历史真相，提供另类选择的历史观及其陈述。在此过程中，不论整体与细节，都当严谨求实，不可怠慢。
参考学者单传航所著的《新疆基督教史和地区简史》（2009）和《简述维吾尔族身份中的历史属性和地理属性——及其与突厥身份和土耳其身份的本质性区别》（2018），新疆及其丝绸之路的历史复杂而血腥，从来都是不同种族民族之间相互斗争及其文明冲突的历史。新疆地区的历史可以大致分为七个阶段：1、雅利安/斯基泰时代—外伊朗—外希腊时代（公元前1800—公元1世纪）；2、匈奴时代（公元前177—公元3世纪）；3、鲜卑—柔然—高车时代（3世纪—5世纪初—541）； 4、西突厥—中国唐朝—葛逻禄·吐蕃藏人时代（552—751—841）；5、维吾尔时代（841—1130）；6、契丹—蒙古时代（1130—1759）；7、满族—汉族时代（1759—至今）。
新疆—中亚地区最早的原住民是白种人。根据新疆发现的大量保存完好的木乃伊，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800年。正如汉朝使者张骞所亲眼目睹，雅利安白人世代居住在帕米尔高原以西的阿姆河两岸和以东的塔里木盆地，拥有先进、繁荣而迷人的大夏—吐火罗文明，自公元前4世纪，直到公元11世纪伊斯兰教席卷西域。斯基泰白人主要居住在天山以北和锡尔河两岸，形成与大夏—吐火罗文明相似而独特的康居—粟特文明，公元10世纪就基本衰落。唐玄宗的宫廷，曾倾倒在康居白雪公主胡旋女的裙下，“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白居易）。中亚地区的两河文明，是白人文明在罗马欧洲之外的骄傲。新疆和中亚的文明，综合了山河文明、绿洲文明和草原文明。
自公元前2世纪，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东亚的匈奴人、女真柔然人、突厥人、汉族人、维吾尔人、契丹人、蒙古人、女真满族人，先后从东亚入侵这个地区。期间也有白人民族，在新疆地区、蒙古草原和河西地区短暂复国崛起，例如嚈哒人和高车人，但最终不敌东亚人种，文明遭到灭绝，彻底退出东亚历史舞台；标志着东亚地区最后一个白人文明的西夏王国，于1227年被成吉思汗蒙古人所灭。大约同一个时期的新疆地区，塔里木盆地的雅利安白人及其吐火罗文明，天山以北的斯基泰人及其康居—粟特文明，都在伊斯兰化和维吾尔化的进程中基本消失。
1759年，统治中国的女真人满族政府，就是曾经占领北宋中国的女真金人，其祖先是柔然人，灭绝了噶尔丹蒙古人，将古代汉语所称的这个安西地区，首次并入中国的版图，命名“新疆”。1912年，清朝灭亡，中华民国成立，接管新疆，此时伊犁以西的大片领土已割让沙俄。1949年，中国共产党政府接管国民党政府的新疆。如今，原住民白人在喀什与阿富汗接壤的偏僻山区，以及中亚的塔吉克斯坦，仍有少量存留，其大夏—吐火罗文明早已消失在戈壁沙漠中；维吾尔人混血白人原住民已历史悠久。康居—粟特文明，在如今哈萨克—吉尔吉斯地区，也没有幸存，白人血统基本被突厥化。总结可知，自公元841年，维吾尔人统治新疆地区近三个世纪，契丹人统治近一个世纪，蒙古人统治五个世纪多，满族统治一个半世纪，汉族统治至今已107年。
此外，参看单传航“于2018年7月31日提交给所属大学的英文版博士论文，题为《维吾尔族的历史身份——及其高昌文明的属性和东叙利亚基督教的属性》。该论文采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框架，主干为历史学主导的具体内容，穿插宗教学的现象描述模式，着重于细致的原始历史文本分析的方法，并通过本人所创建的涉及地理、历史、民族、宗教和文明的“五维属性体系”，对维吾尔族身份的历史演化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和定位。本论文在实现学术发展贡献的意图同时，还希望为如今的维吾尔族群体，提供一种身份定义及其陈述的另类选择。” 这里采用“陈述”这一术语，而非“叙述”或“表述”，尽管这三者的含义基本相同而略有区别。
维吾尔族的历史，一直遭到有意或无意的扭曲、裁剪和掩饰，尤其是民族属性（人种与语言）和宗教属性的历史。在此，特别需要澄清三点常见的误会：
1. 根据汉语史籍和草原突厥回鹘碑文，维吾尔人根本不是突厥民族。公元5—8世纪，双方战争不断。维吾尔人被迫称为突厥民族，最初是伊斯兰化的结果，到了现代是以土耳其为首的泛突厥阵营的误导性宣传。维吾尔人的回鹘文字母，最初并非阿拉伯字母，而是源自叙利亚语福音体文字母，或粟特文字母，且衍生了蒙古文字母，蒙古文字母又衍生了满文字母。
2. 根据西方史料、汉语史料和近代考古研究，新疆维吾尔族信奉伊斯兰教之前，是文明发达的基督教王国，再向前追溯则是摩尼教和萨满教。所谓维吾尔族自古以来信奉伊斯兰教或佛教的说法，是西方自由主义阵营、泛伊斯兰—泛突厥阵营、维吾尔族自身，以及一些汉族学者，有意或无意的曲解历史和政治性的宣传。
3. 根据汉语史籍，维吾尔族属于东亚草原人种，自古以来属于“中夏民族大家庭”。所谓维吾尔人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说法，完全是中国政府的政治误导宣传和汉族的人云亦云。西迁新疆地区之后，许多维吾尔人的体质特征，是与当地白人混血而形成的。
左氏《春秋》、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所开创的汉语史学，笔法客观严谨，语句精准达意，文风高雅，摆脱情感，其学术水准，可与同时代的希腊哲学媲美。根据《隋书》和《唐书》等汉语史料，维吾尔族的祖先是匈奴人，隋唐时期演化为“铁勒”、“特勒”民族，维吾尔人是其中的一个支派，音译名称“回纥”和“回鹘”，氏族贵姓“药逻葛”。公元744年，维吾尔人在后来称为蒙古草原的鄂尔浑河流域建立了强大的汗国，并与南面的唐朝中国结盟。公元763年，维吾尔汗国在帮助唐朝中国平定安史之乱后，摒弃传统的草原萨满教，戏剧性皈依了基督教的一支异端——源于小亚细亚和波斯的摩尼教。《九姓回鹘可汗碑》对此记载，提到可汗支持摩尼教宣教士“开正教于回鹘”，对萨满教“摈斥而受明教”，草原文明得到升级，“变为劝善之国”。
公元841年，维吾尔汗国内乱，白人民族黠嘎斯——白狄坚昆的后裔，自称汉朝李陵将军的亲属——后演化为吉尔吉斯人，乘机推翻汗国，导致大批维吾尔人流亡西迁新疆地区，以高昌—北庭（吐鲁番—乌鲁木齐）—焉耆为中心，延续汗国。在转换为定居民族的过程中，新疆维吾尔人还逐渐接受了东叙利亚基督教（景教），以高昌、伊丽、喀什为三大教区中心，形成了高度发达的维吾尔文明。另有一些西迁维吾尔人，进入中亚大夏和粟特地区，后来成为乌兹别克；还有一支进入河西走廊。
公元960年，喀什地区的维吾尔人皈依伊斯兰教，并发动圣战，沿着塔里木盆地的丝绸之路，向东征服。公元1353年，以伊犁为中心的蒙古东察合台汗国皈依伊斯兰教，在天山南北地区武力宣教。公元1392年，蒙古东察合台穆斯林攻克了维吾尔王国的首都高昌（吐鲁番），完成了新疆地区的伊斯兰化；高昌王国及其维吾尔文明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以喀什—和田为中心的“维吾尔斯坦”及其“黑汗”文明的继承。
二、维汉友好关系史：近交远攻，华夏屏卫
作为新疆人，十分需要学习了解维吾尔族与汉族之间的友好关系史。根据汉语古代史籍可知，维吾尔的祖先匈奴人与汉朝中国长期为敌，战争不止。8世纪中期维吾尔的回鹘汗国建立后，与近邻唐朝中国结盟，期间虽有波折，双方还是努力维持了一个世纪的和平。两国之间的共同政治利益，始于维吾尔草原汗国建立之前，对付共同的敌人突厥和薛延陀，并在维吾尔建国后强化军事结盟，共同打击中亚的突厥人、甘肃—新疆地区的吐蕃西藏人，这些远敌。
唐朝天宝年间（756），安禄山和史思明，两位突厥血统之杂胡，率多族兵马反唐，史称“安史之乱”。根据《新、旧唐书》，因“太真、禄山”之胡旋舞而误国的唐玄宗黯然退位，唐肃宗继位后请求维吾尔援助。维吾尔汗国的第二任汗王——磨延啜英武可汗的长子“叶护”，于至德二年（757）迅速带领援军南下，与唐朝名将郭子仪联合军事行动。有日本学者认为，这位王子可能是一位基督徒。乾元二年（759），该王子二次率兵援唐，再次与郭子仪联军。这位王子返回汗庭死后，弟弟成为登里牟羽可汗，继续援助唐朝，于宝应元年（762年11月20日）平定了“安史之乱”。维吾尔汗国所立的《九姓回鹘可汗碑》对此记述说：“咱大唐玄宗帝蒙尘……王师犄角，合势前驱，克复京洛。皇帝与回纥约，长为兄弟之邦，永为舅甥之国。” 这里是指登里牟羽可汗与唐代宗立约。
通过仔细研读汉朝和唐朝史料，可以发现，维吾尔人自古以来属于汉语史学家和官方朝廷所称的“中夏民族”，即“中夏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最初，“中夏民族”主要包括黄河以北的东亚和北亚草原——即“中夏地区”的民族，始于最古老的东亚原住白人民族“夏”和“狄”，而觊觎中夏已久、随之而来的，是前仆后继的匈奴人、突厥人、特勒人、维吾尔人、契丹人、蒙古人、女真满族，等民族，轮番争夺中夏的霸权。“中华民族”则主要包括黄河以南以及后来的长江淮河以南——即“中华地区”的民族，后来主要是指汉族。秦朝之后，中夏与中华，大致是以长城—黄河分界。“中华”与“中夏”这两者结合，即是中国历代和现代政府所说的“华夏”。历史上，得逞中夏称霸大业的民族，往往又会西征西域，甚至南下入侵中华。这样的文明征服路线，反复得到“北虏”的贯彻。
华夏之间的战争、中华内战、中夏内战，从商朝持续到唐朝。两千年的战鼓隆隆，金戈铁马，“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屈原）。战事惨烈之时，中夏民族出现了花木兰这样的奇女子，只因“可汗大点兵”，家无长兄，只好替父从军，“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争战十年，方凯旋而归。然而，维吾尔汗国与唐朝中国的历史性邦交结盟，开创书写了华夏民族偃旗息鼓、和平共处的划时代篇章。整个唐朝期间，先后有六位公主嫁给几位回鹘可汗，其中三位公主是皇帝的女儿；也有一位维吾尔公主嫁给唐朝皇帝。华夏政治联姻，谱写了维汉友好的佳话。唐朝之后，华夏两地重操干戈，直到清朝末年，各族战事此伏彼起，持续10个世纪。最近多少年里，中国政府和御用学者，似乎都在回避“华夏民族”和“华夏文明”的说法，而片面强调宣传“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
根据《唐大诏令集》和《资治通鉴》，维吾尔亡国后，唐朝廷总结称赞两国关系：自维吾尔“立国以来，尝效诚节，代为甥舅，每岁通和，推诚不疑，为我与国。”维吾尔汗国841年（唐会昌元年）西迁新疆地区后，与唐朝中国继续持守弟兄之约、舅甥关系。唐朝劝说维吾尔人返回中夏（蒙古草原地区）复国，维吾尔人则乐不思夏，其游牧民族随遇而安的心态彰显无遗。公元856年（唐大中十年），西迁新疆地区的维吾尔第一任汗王庞特勤，遣使入唐朝中国，陈明定居安西之意已决，重申两国盟约原则，且因初到西域，“尚恐未为诸蕃所信，犹疑新造之邦。是用特命使臣，遵行册礼。”唐宣宗册封庞特勤，承认这个西迁的维吾尔汗国，同时仍鼓励维吾尔贵族立志，早日返回长城—黄河以北的中夏地区复国：“所以公侯子孙，道在必复，华夏屏卫，理宜常存。”钦此云云。
早期以高昌（吐鲁番）—北庭（乌鲁木齐）—焉耆三地为中心的维吾尔汗国，史称“高昌回鹘”或“西州回鹘”，虽远离中国，却仍然惦记兄弟之邦和甥舅之国的华夏友谊。《资治通鉴》和《新唐书》记载，唐朝末年（902天复二年四月），中国内乱，维吾尔人主动提出军事援助，“回鹘遣使入贡，请发兵赴难，”唐朝谢绝，五年后亡国。宋朝刚建立，他们就派遣使者前往中国，恢复两国外交。《宋会要辑稿·蕃夷》记载说：“太平兴国元年【976】五月，西州回鹘遣使易难与婆罗门波斯外道来贡。”这里的“波斯外道”，是指教廷最初设在波斯的东叙利亚基督教，即唐朝的景教，蒙元的也里可温。“太平兴国六年【981】，其王始称西州外甥师子王阿厮兰汉【汗】，遣都督麦索温来献。五月，太宗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勋使高昌。八月，其使安鹘卢来贡。”作为宋朝使者王延德，太平年间（981）不远万里出使安西地区，访问维吾尔汗国，982年到达，见证了繁荣太平、安居乐业的高昌回鹘王国，续写了维汉友好关系的重要历史新篇章。
明朝永乐年间（1414），中国使者陈诚，著有《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出使新疆地区和中亚。时逢蒙古穆斯林圣战消灭了高昌吐鲁番维吾尔王国不久，昔日繁华的都市沦为废墟，人口锐减，使者目睹了“城方十余里，风物萧条”；维吾尔王国清凉的夏都北庭——别失八里，被征服者蒙古汗王穆罕默德占为王庭。中维两国的邦交关系到此结束。
俱往矣！弯月升起，尸骨累累，文明涂炭，维吾尔人从此说：“我是以实玛利的后代。”
三、华夏比邻，干戈玉帛：文明的冲突；民族的造化
华夏之争，乃文明与种族的冲突,始于商周，历经春秋战国，至汉朝全面爆发，并以东汉击败匈奴而告一段落。根据《汉书·匈奴传》，匈奴者，“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根据《隋书·突厥》，隋朝末年，突厥人在北方草原崛起，“隋末乱离，中国人归之者无数，遂大强盛，势凌中夏”，并占领中亚。时逢盛唐中国，几经争战，消灭了中夏地区的突厥汗国。后来突厥汗国再次在中夏地区崛起，却遭到他们的世代敌人——匈奴特勒民族维吾尔人的毁灭性打击。严格地说，突厥人既不属于中夏民族，也不属于中华民族，源自甘肃平凉之杂胡，与女真柔然和赤狄高车有关，可能是夏华民族的混血后代。
维吾尔人消灭第二突厥汗国，取而代之成为中夏的新任霸主，与其南邻唐朝中国保持友好邦交，持续一个世纪。期间由于政治、国家、民族甚至宗教利益之争，或罪性欲望的驱使，导致双方几度干戈，却最终化险为夷，成就玉帛之美，彰显华夏文明之境界。最为经典的三次成功和解，是因为守约和宽恕的精神——这是基督教最为提倡的。
根据《新旧唐书》，公元762年，维吾尔等西域胡人联军，与唐朝合力夺回了洛阳。登里牟羽及其王子所率领的维吾尔军队，以功臣的姿态，洗劫了这座繁华的都城。洛阳的一些居民为逃避维吾尔军兵，躲入两座寺庙，结果“回纥纵火焚二阁，伤死者万计，累旬火焰不止”。由于维吾尔军队有功，唐朝政府只好忍辱负重，且赠予大量财物，当然也埋下了未来报复的伏笔。
《旧唐书·回纥》记载说，广德二年（764），唐朝边关将领背叛，邀吐蕃藏人进犯唐属河西走廊，维吾尔人也趁势引兵而入。唐朝大将郭子仪率军抗击吐蕃，战果卓越。后来吐蕃撤军，维吾尔军队要求和谈。郭子仪就只身匹马赴维吾尔军营，指责对方背信弃义。维吾尔军队的将领——牟羽可汗的弟弟，急忙解释这是误会，并同意郭子仪的建议，双方饮酒盟誓，重申两国友好关系。根据立于781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来自中亚吐火罗、扎根中夏的基督徒宣教士伊斯，“聿来中夏，术高三代，艺博十全”，效力唐肃宗所特派的“戎于朔方”的“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公子仪”，“为公爪牙，作军耳目”，应对“安史之乱”。有日本西域学家认为，这位深受西域和中夏民族尊敬的郭子仪将军，很可能是位景教基督徒。
公元781年，已将摩尼教尊为国教的登里牟羽可汗，欲撕毁盟约攻打唐朝中国，维吾尔王公顿莫贺达干怒其背信弃义，率贵族击杀牟羽可汗及其胡人摩尼教谋士，袭承汗位，制止了一场华夏之间险些全面爆发的战争。正是这位新可汗，在因唐朝将军诛杀“可汗诸父”而几乎导致维汉战争的第二次危机中，以大度宽容化解干戈。这位据信是基督徒的汗王，根据《新唐书·回鹘》，对那位将军说：“国人皆欲尔死，我独不然。突董等已亡，今又杀尔，犹以血濯血，徒益污。吾以水濯血，不亦善乎？”意思是，虽然维吾尔全国的人们都希望处死这位唐朝将军，但可汗认为，诸父老已经死了，这时候再杀将军复仇，如同以血洗血，越洗越脏，所以他决定以水来洗血，这才是美善的。这属于典型的基督教精神，显然超越那个时代的华夏伦理层次。时逢《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被立，碑文高度赞扬的“聿修明德”的唐德宗执政，这位大力扶持景教的皇帝，将自己的女儿咸安公主嫁给了这位顿莫贺汗王。
可见，兵援唐朝中国平定安史之乱、化解两次维汉战争危机、促进两国友好的关键人物，看起来多与景教（东叙利亚基督教）有关。例如，可能是基督徒的叶护王子和郭子仪将军、大夏的景教达娑高士伊斯、反应基督教宽恕精神的顿莫贺汗王，以及支持景教的唐德宗皇帝。此外，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继位于国家危难之时、获得维吾尔军事援助、重用郭子仪将军的唐肃宗，恢复了因佛道逼迫而遭重创的景教及其多地教堂教会，“肃宗文明皇帝，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还有，那位与登里牟羽汗王立约的唐代宗，则是一位庆祝圣诞节的皇帝，“每于降诞之辰，锡天香以告成功，颁御馔以光景众。”有理由认为，这个时期的华夏文明，都受到了东叙利亚基督教（景教）的影响。
根据《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唐肃宗年间（756-762），维吾尔汗国击败黠戛斯人，“乾元中为回鹘所破”。公元841年，黠戛斯摧毁维吾尔汗国。维吾尔亡国初期，唐武宗出手援助粮食，“上乃许以谷二万斛赈之”，并希望帮助他们复国，“帝欲使助可汗复国”。这时候，大约一半的维吾尔人西迁甘肃、新疆和中亚。那些遗留在草原东南部靠近今山西地区的维吾尔部落，大部分投靠唐朝；一部分因反叛乌介可汗而遭到唐朝边境部队的乘机报复打击，“全收七千帐，杀戮收擒老小近九万人”；还有一部分在乌介可汗的率领下，后来与唐朝军队开战，乌介可汗被贵族杀死，其部众投降。这些南迁的维吾尔人，到了蒙古帝国时代，成为著名的汪古基督教王国。
根据单传航的博士论文，“古代高昌维吾尔人及其高昌文明，其宗教属性主要是东叙利亚基督教，尽管在高昌维吾尔汗国的早期阶段，也具有摩尼教的属性。论证并澄清了这一点，就能够解答一个长期存在的历史困惑，即，为什么到了成吉思汗蒙古人征服的时期，高昌维吾尔人和其它一些说突厥语的民族，纷纷以基督教国家的形象，出现在东亚和中亚的历史舞台上。”
咸通四年（863），黠戛斯国遣使唐朝，请求再次攻打西迁后的回鹘汗国，夺取安西地区，献与唐朝，但遭唐朝否决。“黠戛斯遣其臣合伊难支表求经籍及每年遣使走马请历，又欲讨回鹘，使安西以来悉归唐，不许。”
四、近现代维吾尔族与汉族之间的世仇：伊斯兰教的恶果，共产主义的暴政
简而言之，中夏民族的优秀代表——维吾尔族，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汉族，两者之间从“兄弟之邦”和“甥舅之国”，成为后来的仇敌直到如今，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除了人的罪性和政权利益，主要是由“四大属灵黑暗”所致；按照时间顺序，分别是：伊斯兰教、突厥主义、汉族暴政、共产主义。伊斯兰教和共产主义，都是超越民族身份、捆绑美好人性、崇尚苛政酷法的假大空信仰体系，都是致力于从肉体上大规模消灭异己的暴力革命机器。
梳理这段血腥残酷的新疆地区近现代历史，需要勇气和信心。维吾尔人在被迫伊斯兰化的同时，也被迫突厥化了。1450年开始，也就是蒙古东察合台汗国在新疆强制推行伊斯兰教的高潮时期，“维吾尔”这个名称被停止使用，长达近500年，逐渐被冠以“突厥”称号。也就是说，维吾尔人的民族身份是通过伊斯兰教的统治而更改的，而这并非自愿过程，且是充满屈辱和血泪的历史。与此同时，维吾尔人开始继承阿拉伯人所创立的、经过中亚突厥穆斯林所注解的伊斯兰教圣战传统，致力于征服和消灭异教徒，即使对自己的维吾尔同胞，也绝不留情。当中亚地区和喀什噶尔地区的维吾尔人皈依伊斯兰教并突厥化后，就对天山南北的维吾尔人发动了血腥圣战，施行光荣杀戮。
11世纪中期，两部维吾尔语巨著在伊斯兰化的喀什完成，清楚表达了圣战决心和对异教徒的憎恨，首先针对的是高昌维吾尔王国及其国民，急于除之而后快。《福乐智慧》劝诫维吾尔穆斯林君王，当如何对待塔里木盆地的异教徒包括白人佛教徒，说：“屯集重兵，发动圣战，圣战中捐驱虽死犹生。焚毁其家园，捣毁其佛像, 废墟上把教坊、清真寺建成。掳掠其子女，做你的奴婢，缴获其财物，使宝库充盈。要推行教典，为穆斯林开路, 如此你才有赫赫威名。”《突厥语大词典》有这样的内容：“我们乘船过了伊犁水（这是一条大河），朝着维吾尔人的方向，我们拿下了明拉克国。”这里的“明拉克国”，就是新疆地区的九姓维吾尔（高昌）王国 。“有一个异教徒维吾尔人向我冲来，我把他杀死了。为了给秃鹫和野狼作食物，我把他剁成了碎块。”还有，“我们给马戴上标志，像鹰一样扑向维吾尔地区的异教徒——恶狗们。”可见，这些皈依伊斯兰教的喀什维吾尔人和帕米尔以西的维吾尔人，是以突厥化穆斯林的身份自居，并将“维吾尔”视为异教徒的身份称号。新疆和中亚的历史中，“突厥化”是通过“伊斯兰化”实现的，“突厥主义”和“伊斯兰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狼狈为奸。
1529年，经过一个多世纪与蒙古穆斯林东察合台汗国的斗争较量，中国明朝的势力最终退出东疆的哈密，伊斯兰教随之占领哈密。时逢明朝中国重大调整自汉朝以来的传统国策，转向海洋国防和外交——“海防”，放弃西域腹地——“塞防”。清朝末年，华夏民族面对西方列强的痛彻遭遇证明了，腹地与海防，两者权重，不可取其一。1759年，还保持着女真游牧民族彪悍斗志的满族清朝中国，彻底击败噶尔丹蒙古人，占领新疆包括七河地区，满族人和汉族人开始进入新疆统治，包括戍边农垦。中英鸦片战争（1840-1842）后，林则徐将军遭清政府发配到达伊犁，三年后得到朝廷平反又调回内地，期间对新疆和沙俄问题认识深刻。
1862年，时逢清朝政府应对西方列强和太平天国，内忧外患，焦头烂额，甘肃—陕西的回族穆斯林趁机发动圣战，种族屠杀本地的汉族群体至少数百万。这就是清朝末年的“同治回乱”。1864年7月，在甘肃的伊斯兰教长（阿訇）带领下，回族圣战军队攻打新疆的迪化（汉城）和以西地区。根据1920年代到达迪化（乌鲁木齐）的美国旅行家拉提莫（Lattimore）夫妇的游记，回族穆斯林军队攻克迪化后屠杀了13万汉族人，并摧毁多城。同年，伊犁、喀什、库车都爆发了穆斯林圣战。中国政府至今将这些大规模种族屠杀的圣战运动，称赞为“反清起义”。可见伊斯兰教和共产主义的差距，无非是五十步和一百步，或100步和50步。
1865-1867年，喀什地区的穆斯林圣战，在首领阿古柏的率领下，将当地的清朝军队、政府人员、满族和汉族杀光，并攻占北疆一些地区。根据当时住在喀什的土耳其基督徒宣教士约翰（John Avetaranian）的记录，由于不堪忍受阿古柏的残酷统治，喀什噶尔的维吾尔等民族盼望满族汉族重新回来执政，就秘密致信清朝廷，希望清朝政府能够出兵来解放他们。1873年，清朝政府慈禧太后派出的左宗棠将军，平定了陕甘地区的回族圣战。左宗棠年轻的时候，就新疆和沙俄问题，得到过林则徐的当面指点和托付。1876-1878年，左宗棠的军队收复喀什等南疆八城，阿古柏死后其余党逃亡土耳其，获得政治庇护。1878-1881年，清军平定了新疆各地的穆斯林圣战，并与沙俄签署条约，割让伊犁的霍尔果斯以西的领土（七河地区），清政府在新疆境内全面恢复运行。1884年，清政府宣布新疆建省。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原清朝的新疆总督杨增新继续执政，直到1928年被刺身亡，期间新疆经历了难得的平稳安定。之后，继任的总督金树仁，实施贪污腐败之庸政，期间维吾尔与汉族矛盾再度激化。
1931到1935年，新疆维吾尔族与甘肃地区的回族穆斯林，联合发动圣战，占领新疆多地，屠杀汉族平民异教徒，汉族省军队反击报复，也屠杀穆斯林维吾尔族平民。穆斯林势力强大，节节胜利，最后围攻首府迪化。1934年2月，苏联红军出兵援助，击溃了回—维联军。当时在喀什等南疆地区的瑞典宣教士们提到这次战争，并称之为“穆斯林革命”和针对教会和基督徒的“第一次迫害”。在土耳其人士的暗中指导和支持下，1933 年11月，南疆以维吾尔族为主的穆斯林暴动军队进入喀什噶尔，12日宣布建立“维吾尔斯坦共和国”，随后屈服于内部的“泛突厥和泛伊斯兰”压力，更名为“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复制土耳其的国旗，弯月五星，仅是底色不同。1933年, 南疆喀什地区的大约300名维吾尔族基督徒，被来自和田的维吾尔穆斯林圣战者全部屠杀。瑞典“圣约宣教教会”在南疆40年的宣教事业，毁于一旦，维吾尔殉道者的鲜血，染红了十字架。
1933年3月，金树仁政府处决了包括吐鲁番的著名诗人“维吾尔”在内的10多位维吾尔族地下领袖。同年4月，原属东北系的新疆省军队司令盛世才（满族）接管新疆，并得到苏共斯大林的支持。1934年初，战败的马仲英回族军队逃往南疆，2月6号占领喀什噶尔，瓦解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同年，盛世才政府采取自由主义的民族政策，正式恢复了“维吾尔”这一民族历史名称。1935年之后，投靠苏联共产党的盛世才，生性多疑残忍，采用斯大林式的大清洗手段，不仅严厉镇压各民族持不同政见者，杀人如麻，还积极逼迫并杀害基督徒；瑞典宣教士称之为“俄国人的时代”和“第二次迫害”。1939年9月，苏联红军再次出兵，消灭了南疆的马仲英回族穆斯林武装力量。
1947年11月，“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在伊犁成立，并在苏联共产党政府的暗中指导和支持下，在伊犁、塔城和阿勒泰三个地区，发动穆斯林武装暴动和圣战大屠杀，期间十几万汉族居民所剩无几。伊犁的老一代人，都知道“汉人街”为什么再也没有汉人，都记得伊犁河水曾被鲜血染红。民间称这场穆斯林圣战为“杀回灭汉”，中国共产党及其后来掌权新疆的政府，则给予高度称赞，称之为“三区革命”，每年政府机关和学校组织纪念歌颂（笔者每次设法拒绝参与）。
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王震军团占领新疆，在初期对反抗的维吾尔族人进行了血腥镇压，尤其是在南疆地区，且屠杀人数不详。根据美国学者Gardner Bovingdon的观点，1950-1958年期间，是新疆相对平静和稳定的时期，维吾尔等民族对新的汉族政权比较满意。估计主要是因为，废除了伊斯兰社会的王公体系，建立了免费的学校和医院，妇女平权，等先进社会的配套措施。1955年9月，撤销了省建制，改为维吾尔自治区。
1962年，在苏联共产党政府的暗中支持下，伊宁市爆发“5·29事件”，以维吾尔族为主的一些武装人员攻打伊犁自治州共产党政府，遭政府武装力量的严厉镇压后，多有死伤，随后6万多维吾尔等民族的平民，逃往苏联哈萨克地区。
之后，平静了将近20年。
五、当代新疆的维汉流血冲突史：谁是更大的罪人？
维吾尔人定居新疆1200年，视这片土地为故乡家园，乃理所当然。正如黄河以北的部分地区，正式隶属中国是在明朝，以长城为界，到如今视为中华领土也名正言顺。根据《魏书》，汉族人移居高昌（吐鲁番）地区，可追溯至1500年前；根据《宋史》和《突厥语大词典》，汉语作为此地第二官方语言，可以追溯到宋朝初年。维汉双方在近现代的关系，类似美洲大陆的欧洲移民与当地印第安人的关系。如果继续向前追溯，公元9世纪中期移民新疆的维吾尔人，与当地原住民白人之间的关系，也可比作欧洲殖民者与美洲土著印地安人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汉族政府执政新疆期间，就地转业大批汉族军队，派遣汉族知识青年支援边疆，发配流放汉族贵族精英，建立了农垦兵团和地方行政的双重管理体系。地方行政系统，汉族和其它民族的官员各占一半，但是汉族控制政府。1949年，新疆人口433万多，汉族占7%。根据2009年末的政府统计，新疆人口超过2158万，13个主要民族，维吾尔族约占46%，汉族约占40%，是最大的两个民族。新疆的汉族移民，尤其是1980—2000年出生的第三、四代，将新疆视为故乡家园，也是无可非议的。只是，源自长城内外、黄河两岸的华夏冲突，在天山南北继续进行。
1981年，喀什市的维吾尔族上街游行，发生骚乱，抗议者高呼口号，谴责汉族和汉族政府，号召建立“维吾尔斯坦共和国”。这是1933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最初名称，标志着1910-1930年代受到“扎吉德运动”影响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他们所发起的民族身份复原的政治革命及其“去突厥化和去伊斯兰化”的政治主张精神，在半个世纪后得到传承和延续。
1985年11月，北京的维吾尔族大学生游行，抗议在新疆试验核武器。这是朴素的民生诉求，没有明显的政治和宗教色彩。
1985年12月，自治区主席维吾尔族司马义·艾买提，被调离到北京分管民族事务，新疆大学数千维吾尔族学生罢课，并上街游行示威，高呼“汉人滚出新疆”，“独立、自由、主权的新疆”。这些学生的口号没有伊斯兰教色彩，可见仍属于民族政治独立的诉求。
1992年2月5日（汉族春节的初二），乌鲁木齐52路公共汽车爆炸，死伤30余人，实施爆炸案的几名维吾尔族人被逮捕（新疆官方报道）。可见，国际伊斯兰运动的“圣战主义”，也被西方称为“恐怖主义”，开始潜入新疆。
1993年，1000多名维吾尔人在罗布泊核武器基地抗议，解放军开枪镇压。新疆核试验地区附近的维吾尔居民当中，出现大量的先天残疾儿童，其比例之高，医生认为是核辐射的结果无疑。
1995年4月，伊宁市爆发“麦西来普事件”，数百名维吾尔等民族沿人行道和平游行示威。游行队伍秩序良好，最后在伊犁州党委门前的马路对面静坐；政府逮捕许多人，严厉处理了这一事件。这是民族政治诉求，遭到镇压后，伊斯兰教乘机登场。这就好比1910-1920年代汉族新青年的民族主义与民生运动，遭遇失败后，就开始转向苏俄共产主义求援。
1997年2月5日（汉族的春节除夕）和6日的“伊宁动乱”，上千名维吾尔人从汉人街出发，高喊“赶走汉人”，要“建立伊斯兰教王国”。其中出现游行者沿路打砸，暴力攻击甚至杀死个别汉族行人，后在自治州党委门前的街道上与武警对峙，投掷石块。这次暴力游行遭到政府严厉镇压，逮捕许多维吾尔人，多人被判处并执行死刑。
同月，维吾尔穆斯林暴力份子在多个地区进行针对汉族的恐怖袭击。在伊宁市进行绑架和暗杀；2月25日（邓小平追悼会日），在乌鲁木齐市，炸毁至少5辆（官方称三辆）公共汽车，造成数百汉族人伤亡（官方数据不到百人）。
2000年9月8日，乌鲁木齐“西山公路大爆炸”。一辆满载炸药的卡车爆炸，时逢修路堵车，炸毁包括长途客车在内的近百辆车（官方称30多辆），伤亡约500人（官方称死亡73人，伤近300）。官方最初宣布是部队的军火运输车意外爆炸；一年多后，政府内部传达文件，承认是穆斯林恐怖分子所为。
2001年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2002年8月，美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新疆。8月30日，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在北京宣布，美国已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列入恐怖组织名单；随后联合国安理会也将“东突”列入制裁名单。2002年9月，中国代表团前往关塔那摩监狱，审讯了关押在那里的22位维吾尔族人。
2009年7月5日和7日发生在首府乌鲁木齐市的“7·5和7·7暴乱”，数百名维吾尔族穆斯林上街，打砸放火，杀死汉族平民。由于不满政府保安工作的严重失职，导致两天后（7月7日）汉族人愤怒上街，游行示威，并暴力攻击、杀死维族平民进行报复。持续几个星期的种族冲突，造成约200人死亡，约2000人受伤（官方数据），期间的暴行令世界震惊和关注。之后，维吾尔穆斯林针对汉民族的恐怖活动和共产党针对维吾尔族的铁拳专政，双方的斗争在新疆持续升级上演。
2016年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再次更换新的党委总督书记，如同“新疆王”盛世才再世，既不为国也不为党，山高北京远，只管称王独霸，严酷镇压异己，草菅人命，红色恐怖治疆。2017年下半年开始，采取毛式共产主义的传统暴政手段，严打穆斯林地下“影子政府”，实施“去伊斯兰化”的运动。大约200万维吾尔、哈萨克的青壮年，主要是喀什、和田、伊犁地区的穆斯林，被抓进集中营式的劳改劳教场所。汉族与维族之间的仇恨和分离，达到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严重的状态。
“去伊斯兰化”，这是完全正确而必要的治疆策略，但应当实施得光明磊落，不要对妇女和弱者撒野逞能，面对国际责问敢做敢当，何苦挂羊头卖猪肉，偷鸡摸狗；最重要的是，要依法进行，而不是执法犯法，更不可以此为借口，大规模打击平民百姓，迫害无辜。此外，新疆汉族共产主义政府采用“文革”的模式，大兴文字狱，将成千上万的汉族人送进短期学习班洗脑。不仅如此，还穷凶极恶，搜刮民脂民膏，胁迫官员、商人和老百姓缴纳高额罚款，并肆意处分和关押公民，变相收取绑票费，公然践踏政府制定的法律。赤匪用心之邪，手法之恶，神人共愤。
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新疆的居住人口锐减。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不断被抓，和田市的三分之二人口消失；汉族人争先恐后逃离新疆，人才流失严重，首府乌鲁木齐的街头人流稀疏，商家店铺门可罗雀。各民族的基督徒处境，尤其艰难。现在，最憎恨新疆共产党政府的其实是汉族群体，维吾尔等民族憎恨的是汉族。
新疆的汉族人开始深刻体会到，共产主义的红色恐怖，不亚于伊斯兰教的绿色恐怖，两者本是同根生。和伊斯兰教类似，共产主义也是超越民族身份的信仰意识形态，是以思想原则和态度倾向来划分敌我，从理论上看与如今欧美的自由主义一脉相承，同出假冒伪善一灵，从行动上看则是反文明、反人性的罪恶，正如欧美当前自由主义鼓动支持的同性恋乱伦合法化进程。欧洲自由主义由于民主制度的牵制，所以不便公开使用暴力，只能羡慕共产主义政府敢于公开成规模使用暴力，且肆无忌惮。这些理论体系，共产主义、伊斯兰主义和自由主义，貌似高大树木，绿色十足，花枝招展，招蜂引蝶，悦人眼目，其果实却苦毒无比，绝无解药。挎着篮子，里面装着这些塑料般的自由主义果实，德国老女皇和美国掌权老太们向学校里的孩子们兜售，她们被苍老和权力欲扭曲腐化的面孔和脖子，嫉妒并欺骗着那些天真烂漫的青春。
同时，昂首阔步涌入西方的落后国家移民，懂得用投票支持这些邀请并协助他们非法入境的西方左派政客和政党。西方的大街小巷，人潮涌流的各色穆斯林移民，岂能不大声赞美安拉的神迹？面对西方媒体与政府政客对同性恋和堕胎的接受并鼓励，公然挑战人类的普世伦理价值底线，以及包括基督徒在内的公民们及其教会对此的沉默与温顺，穆斯林们的伊斯兰教伦理优越感和责任感油然而生，经常在街道上高呼“安拉伟大”。二战的枪炮声还在老兵的耳边萦绕，欧洲的犹太人和女人们，又开始恐惧战兢。欧美西方社会的《1984》，持续到了2019。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伊斯兰圣战和共产主义暴政，红五星与弯月，轮番交替，暴虐百姓，让新疆大地流血不止，从无宁日。毫无疑问，新疆和全中国既不需要伊斯兰教，也不需要共产主义，推行“去伊斯兰化”，也应“去共产主义化”（不得已，与虎谋皮）。两者结合，才能让新疆长治久安。新疆和全中国最需要的，是以基督教伦理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文明。
六、祷告七次，祷告七天：冲破中亚新疆的灵界黑暗
建议并呼吁中国境内的教会和基督徒们，每年的圣诞节至元旦的七日之中，为新疆的公义与和平,民族之间的宽恕与和解，福音的传播，各民族教会的复兴，上帝国度的扩张，华夏文明的更新，社会的繁荣，安居乐业，献上七次祷告。
第1次（第一天）——让我们为新疆的维吾尔和哈萨克等民族的儿童祷告。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的父母，大约200万人，被政府抓进了劳改营，人满为患，房间狭小，睡觉都难以翻身，尊严被全然剥夺，如同在精神病院遭强迫管制和洗脑。这明显是学习德国纳粹，或者是继承苏俄共产党衣钵，其实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的毛式斗争路线。
第2次（第二天）——让我们为新疆的汉族祷告。他们不仅面对伊斯兰教的恐怖袭击，同时还遭遇共产主义文革式的迫害，数以万计被送进学习班，被迫书面自虐痛斥自己，还要揭发父亲母亲兄弟姐妹朋友的政治和言论问题。汉族人，首先是汉族暴政的受害者，自古如此，从未获得解放和尊严。
第3次（第三天）——让我们为新疆的商人们祷告。他们辛苦挣来的钱，不断被政府敲诈和勒索；或者忽然失踪、被关押，被迫交代或编造自己怎样偷税漏税、怎样贿赂官员，从而争取宽大处理。重庆的土匪治理模式，在新疆推广。地铁工程，耗资耗时巨大，挖好再填，如同儿戏。总督书记一方独霸，治疆我行我素，利令智昏，放火点灯，阴阳陈腐，全国上下，谁能奈何？
第4次（第四天）——让我们为新疆的各民族官员特别是汉族官员们祷告。他们在执行中央政府和新疆政府的违法且有悖伦理底线的政策，出卖良知，抛弃人格，委曲求全，苟且偷生。当中，也有不乏行恶为乐的败类，全然丧失人性。这个世界上，没有不散的宴席，没有不落的太阳，没有不灭亡的政权，没有不化为尘土的强人。趁着还有今日，你们当悔改。
第5次（第五天）——让我们为新疆境内和全中国早日实现“去伊斯兰化”而献上祷告。维吾尔等民族已经被伊斯兰教奴役了上千年，他们迫切需要得到解放。然而，汉族政府的作为，却不断强化伊斯兰教的心理堡垒，正如汉族人的文革，不仅没有强化对共产党的忠诚，反而让人民从心中彻底憎恨并抛弃了共产主义，并鄙视共产党政权。去伊斯兰化，不是去维吾尔化，不是去哈萨克化，不是消灭中夏文明，更不是去基督教化。愿今天的维吾尔人能够了解，他们的祖先高昌维吾尔王国，拥有辉煌的高昌文明，是发达的基督教民族。
那位1933年遭到汉族政府处决的吐鲁番诗人阿布都哈力克，笔名“维吾尔”，他就如同汉族人的鲁迅，深刻批评自己的民族，一针见血，那首诗歌《拥有》指出，“先辈的荣耀，我们早已丢在脑后”，抨击“养的又肥又胖”的满汉“老爷、县官和大人”，并痛斥伊斯兰教领袖，“我们之中见不到工程师和学者的影子，却有的是贪婪无耻的毛拉做我们的苏丹。”（注：毛拉=阿訇；苏丹=突厥穆斯林国王）。敢于理性自我批评的民族，才是令人尊敬的，才是有希望的。
第6次（第六天）——让我们为新疆境内和全中国早日实现“去共产主义化”而献上祷告。1979年邓氏政权发动改革开放，弹指间解职华叔，本质上是实践恩格斯的共产国际第二路线，修正马克思的原教旨共产主义，救中国与人民出水火，允许宗教复苏，消除井冈山匪性之传承，强调“社会主义”，可以视为间接“去共产主义化”的初期阶段，犹抱琵琶。老胡、老赵之政，小家碧玉，盲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浮萍，黯然下台。江氏政权，江淮春雪，继续深化政治改革和经济开放，欣赏先进文明，推动去农村化和促进城市化，宽待基督教，国际形象显著提高。胡温春秋，宦官之治，阴险无为，放纵贪污腐败，暴富者不仁，卖花姑娘卖笑。根据对中华文明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之程度，20世纪数中国风流人物，当看袁世凯、蒋介石、邓小平、江泽民。
可叹中华民族人心所向，盼望体面的政治、经济和文明的进步，近御倭寇而南平印尼，却又遭到本届中央政权的复辟对抗，并表达了学习“列斯毛左路线”而相远的决心。前5年提倡宪政，雷霆捣毁“东方闪电”邪教组织，反腐倡廉，废除计划生育，深得民心，攘内安外，可圈可点。2018年春，一举修宪荣获主席权力终身制（我认为这是有利于中国长期稳定的权力体制改革），之后凸显时位移人，乡郎技穷，志大才疏。2018年的政治逆流，左势汹涌，内失政德，外失国相；个人意志凌驾于国家政权，强势挑战基督教，教堂遭拆毁，十字架在燃烧，公开焚《圣经》、赤化教会、关押基督徒。2019年的中国政权，必如困兽犹斗，契丹治华，误国误民，上帝的震怒伴随，终将四面楚歌，十面埋伏，一败涂地，大梦初醒。
2018年，新疆政府也趁势发动新疆版“文化大革命”，强开历史倒车，力推共产主义之苟延残局，借机“去伊斯兰化”，摧毁维吾尔一代人的心理和精神，同时对汉族进行大规模的逼迫和洗脑——用心之卑之贱之左，昭然若揭。中国政府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新疆的汉族，这就是为什么从未任用过本地汉人作为新疆一把手。新疆人杰地灵，文明历史悠久可能超越中华，而如今本地汉族的先辈们，多是遭发配流亡的社会精英俊杰、上当受骗的知识份子青年、被政府抛弃的实战过的转业军人，以及不服国共两党政权的罪犯盲流、江湖豪杰，由此产生了独特的汉族地域文化。
第7次（第七天）——让我们为新疆的汉族信徒占大多数的基督教会，尤其是为维吾尔等民族的基督徒，献上祷告。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吉尔吉斯）等民族的基督徒，人数极其稀少，在上帝眼里何等珍贵，他们不仅遭受本族本家的唾弃和排挤，许多还被政府逮捕关押和逼迫，许多在劳改营里生死未卜。维吾尔基督徒阿里木江，因传播基督教信仰已经服刑11年。新疆政坛，魑魅魍魉，蝼蚁横行，兼有鼠辈作作索索。是可忍，孰不可忍？上帝必追讨相关当权者的罪债，就在这个时代。在“去伊斯兰化”的基础上倡导“去共产主义化”，实属新疆大势所趋，历史车轮滚滚，民意之水如大江奔流。与新疆接壤的中亚各国，“去共产主义化”早已在1990年代完成，现在急需推动“去伊斯兰化”。
最后，让我们面对十字架和地图默想：汉族与维吾尔族，都要全然诚实谦卑下来，承认历史中尤其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彼此犯下的严重罪行，自我批评，真心认罪，深刻忏悔。冤冤相报几时休？以仇报仇，出路何在？维吾尔族基督徒要为维吾尔穆斯林的罪行忏悔，汉族基督徒要为汉族共产党政府的罪行忏悔。只要我们基督徒联合起来，真实面对历史，彼此认罪，互求宽恕，就有希望走到一起，广传福音，建立公义与和平的社会，才可能下一步再兴华夏友好，重振华夏文明。
我曾对人说：看哪，维吾尔族对汉族所犯下的大罪。我也听到维吾尔人说：看哪，汉族对维吾尔族犯下的大罪。但是今天，我对上帝说：主耶稣基督啊，原谅我，愿你宽恕维吾尔族，也宽恕汉族。若不是你的宽恕，我还在儒释道气功灵界的黑暗中无休止地摸索，若不是你的宽恕，彼得还在加利利的湖上徒劳地撒网，保罗早已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走向毁灭。有谁能在你公义的律法面前站立呢？即使英勇的大卫王和智慧的所罗门王，也不得不披麻蒙灰，祈求您的宽恕赦罪。
如今，我们还要面对的现实是，共产党政府就是汉族政府，正在对大量的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无辜者和弱者，犯下大规模的罪恶。即使这是一场民族复仇运动，也该手软腿抖而停止，并拨乱反正，恢复现有的法律体系，立刻停止欺负妇女等弱者，释放所有关押的无辜者，对含冤迫害致死者，立即平反、昭雪、赔偿。事实上，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报复斗争和革命大清洗，誓与人民为敌，主要针对维吾尔、哈萨克等，其次针对汉族。全中国范围内，将以“宗教中国化”的名义进行“去宗教化”和“异化宗教”，主要针对一神论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儒教、佛教和道教早已归顺，时而为虎作伥。
维吾尔保义可汗814年所立的《九姓回鹘可汗碑》，描述了汗国早期的汗王，实施仁政，体恤民生，“抚育百姓，抱若鸡卵”；这种贤明的维吾尔之治，新疆政府理当效仿。作为今天的中国公民维吾尔人，怎能不羡慕广州的大批黑人外国公民，得到中国政府那样的好待遇，并盼望能将援助非洲的大笔资金，就是中国人民也包括新疆各民族的血汗钱，拿出十分之一来建设新疆，抚恤老弱病残，兴办教育，发展华夏文明。
宋朝太平年间（981-984），王延德出使伊斯兰教入侵之前的高昌（吐鲁番）维吾尔汗国，逗留大约一年，见证了国中有佛教、摩尼教和基督教，不同种族、民族和平相处，“所统有……族之名甚众”，当地白人发达的手工业技术，“人白皙端正，性工巧，善治金银铜铁为器及攻玉”，国民安居乐业，“俗好骑射……好游赏，行者必抱乐器”，健康长寿，“人多寿考，率百余岁，”吐火罗和中夏文明的高尚社会风气，“国中无贫民，绝食者共赈之”，以及北庭（乌鲁木齐）地区的天然优良牧场和天山自然生态：“地多马，王及王后、太子各养马，放牧平川中，弥亘百余里，……北廷川长广数千里，鹰鹞雕鹘之所生，多美草，不生花。”
面对迅速全面退化衰败的新疆社会，各族公民越发绝望。汉族共产主义的政权，可以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将绿洲变为沙漠，让江河断流，生态涂炭，将千年的森林铲平农垦，灭绝漫山遍野的野生动物，山河错位，赤地千里，用野蛮替代文明，通过暴政消灭知识，用谎言治国治疆，扭曲人性，掠夺财富。在新疆的历史中，只有伊斯兰教的政权，曾经这样摧毁过新疆的文明，却用了几个世纪，且放过了自然生态。伊斯兰“圣战”与共产主义“暴政”，两者同出黑暗一灵。我们盼望，正如“文革”和“八九六四”之后汉族教会的大复兴，维吾尔人在经历这次“三反、五反、文革式”的大逼迫之后，能够毅然放弃奴役自身民族长达千年的伊斯兰教，谦卑来到上帝面前，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成为亚伯拉罕的后代。这才是反击撒旦控制和邪灵暴政的最好方式，才是真正的解放和胜利。
面对上述沦丧与毁坏的可怕后果，人们谴责掌权阶层的罪恶累累，揭露共产主义信仰和伊斯兰教的黑暗深重，但也必须要承认，百姓人民的罪恶不可推诿，不论是维吾尔族还是汉族，都不例外。只要条件许可，无论北京还是乌鲁木齐，街上的行人纷纷变成恶棍暴徒者，肯定大有人在，或戴京剧脸谱，或缠大食头巾。正如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当权者遭万夫所指，但人民参与其中的累累恶行，岂能否认掩饰？红卫兵斗人打人杀人无数，踢断父亲的肋骨，生撕某老干部的一块人皮，何等厉害，阶级斗争在一些省份还上演了人吃人肉的兽行，这全是人民的自愿作为，根本不是被迫；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计划生育运动，屠婴万万，天安门广场上，杀死工人、学生千千，这些才是政府的强迫所为。正如《狂人日记》所言，中华汉族文明尚未脱离谋杀邻舍而食之的孔孟习俗，嗜血成性，衣冠禽兽。
辽阔壮丽的新疆地区，上下二千年的败坏与罪恶，如同黑暗死亡的深渊，有谁能跨越呢？除了耶稣基督，有谁愿意上十字架，制止强暴与毁灭的恶性循坏呢？除了基督徒，有谁愿意首先迈出一步，基于真理、真相和公义，通过爱与怜悯，伸出手来，寻求民族之间的认罪、宽恕与和解呢？
总有一天，我们汉民族要请求维吾尔等民族的宽恕，并同样希望，他们也会同时请求我们的宽恕。这一天，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到来，并要在教会里献上赎罪祭，唱赞美诗，别无选择。如今，作为双方民族的基督徒，是否有责任先行一步呢？毫无疑问。
《圣经·弥迦书》6：8说：“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
七、尾声：祷告更新不同的属灵现实
“大蒙眷爱的人哪，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总要坚强。……除了你们的大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君的。”——《圣经·但以理书》10：19a，21b
在这迫切需要听到好消息的年代，人们的祈祷总是不能如愿。在这日益消沉的季节，各样的失望如雾霾弥漫，笼罩大街小巷，田园村落。从日出之地的东亚，到极夜之光的北欧，东西方的皇帝们穿着新衣，鱼贯而入纸牌屋，出席乌托邦气候大会，愚昧的顺民仍在劳作，汗流浃背。人类的盼望与信心，正随寒风飘去，粉饰的政治正确和口号，如同雪地上散落的旧报纸。虚空的虚空；捕风，全都是捕风。
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诞节，再次来临。夜深人静，我的一只眼睛喜乐闪烁，一只眼睛垂丧低沉，体会着哈姆雷特王子的焦虑与独白，思索着在上帝的宝座前，当如何献上这份祷告的诉求。我心大大忧虑，渐渐沉睡。一道圣灵的亮光，如同天使迦百列临到。我惶恐站立，恍如庄子的梦境，惚兮却不见蝴蝶。圣诞节的灯火闪烁起来，我出现在新疆的街道上，一个小女孩走过来：“先生，买包火柴吧。”
小女孩头发凌乱，赤着脚，站在厚厚的雪地上，挎着一只篮子，里面装满了火柴盒，雪花在上面融化。我蹲下来问：“你是谁，为什么不回家？” 她低着头：“我叫古丽，家住天山脚下，我是维吾尔族，父母都被警察抓走了，家里只有奶奶和小弟弟。”我掏出钱包，里面全是信用卡。“你等一下，我去自动取款机。”古丽摇摇手：“叔叔，我太饿太冷了，我要回家。”她忽然变成了一只冬天的蝴蝶，在雪花中自由地飞舞，火柴盒散落一地，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
四周寂静,我不知所言。伸手触摸眼前的现实，只见1843年的查尔斯·狄更斯，坐在通红的壁炉旁，书写着《圣诞颂歌》，白发如荣耀的冠冕，表情肃穆。又见《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字里行间，漫漫丝绸之路，景教基督徒伊斯的前进身影，依然清晰执著；这位博士神甫“远自王舍之城”，回应东方中夏的宣教呼声，义无反顾。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只见沉默与愤怒。歌于斯，哭于斯，我的故乡大美之疆。大漠戈壁，长河落日，不见郭子仪、顿莫贺来者；绿洲草原，雪山湖泊，更无汉唐文明遗风；吐火罗—粟特民情余韵，荡然无存。指点天山南北，早已万马齐喑，横观哈密—伊犁，四季千里萧条，荒凉败坏的结局已经定了吗？
2019新年已至，中国的汉族基督徒们，请传播，请祷告。让我们彼此鼓励合一，跪献七次祈祷，连续七日仰望祷告上帝，面对不同的现实，加入这场属灵的持久战。
愿上帝之国通过公义与爱的圣灵，真理与智慧之光，早日在新疆和中亚大地降临。日期近了，公义得胜，维汉和解，势在必行，邻舍彼此恕罪，一以贯之，华夏文明，大统西域。
有耳可听的，凡听见的，就当开口一致同意说：阿们！
2018年圣诞节—2019年元旦
字数总计：20070
注1：作者笔名小光，著有书籍《冲破灵界的黑暗》（1998）、《教会在中国的未来走向》（2006）和《警惕中国教会里的爱国主义异端》（2011），著有文章《强暴与毁灭——中国教会与强制计划生育》（2012）。
注2： 本文详细参考、抄录单传航所著《新疆基督教史——兼地区简史》（2009；中文版购买链接：https://amzn.to/2AjEm2Q）和《简述维吾尔族身份中的历史属性和地理属性——及其与突厥身份和土耳其身份的本质性区别》（2018；英文版购买链接：https://amzn.to/2GDBkvN 中文版购买链接: https://bit.ly/2QN6r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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