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21日星期日

简述维吾尔族身份中的历史属性和地理属性——及其与突厥身份和土耳其身份的本质性区别

Print Friendly and PDF 中文版出版:中国基督教理学协会    2019年1月18日



简述维吾尔族身份中的历史属性和地理属性

——及其与突厥身份和土耳其身份的本质性区别

单传航

作者导言:本论文及其主要论点简介

      这本小册子的内容,是节选自本人的博士论文并略作修订而成。这篇于2018年7月31日提交给所属大学的英文版博士论文,题为《维吾尔族的历史身份——及其高昌文明的属性和东叙利亚基督教的属性》。该论文采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框架,主干为历史学主导的具体内容,穿插宗教学的现象描述模式,着重于细致的原始历史文本分析的方法,并通过本人所创建的涉及地理、历史、民族、宗教和文明的“五维属性体系”,对维吾尔族身份的历史演化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和定位。本论文在实现学术发展贡献的意图同时,还希望为如今的维吾尔族群体,提供一种身份定义及其陈述 [1] 的另类选择。

      中外学术界通常认为,古代维吾尔族从蒙古草原西迁到新疆地区后,成为(吐鲁番)高昌回鹘的那部分维吾尔人,最初保持着传统的摩尼教,后来主要信奉佛教,并且有少数人还接受了基督教。本论文试图论证并澄清,高昌维吾尔人最初确实以传统的摩尼教为主,但后来主要信奉的是东叙利亚基督教,只有很少数人接受了佛教。同时,摩尼教并没有消失,而是通过严重变异的模式,继续长期潜伏存在。同时,本论文也指出了具体原因,说明学术界的这种误解——即高昌回鹘是以佛教为主,或回鹘佛教徒人数众多——确实是容易造成的说法。

      因此,本论文的一个重要论点是,古代高昌维吾尔人及其高昌文明,其宗教属性主要是东叙利亚基督教,尽管在高昌维吾尔汗国的早期阶段,也具有摩尼教的属性。论证并澄清了这一点,就能够解答一个长期存在的历史困惑,即,为什么到了成吉思汗蒙古人征服的时期,高昌维吾尔人和其它一些说突厥语的民族,纷纷以基督教国家的形象,出现在东亚和中亚的历史舞台上。而且,这个时期的维吾尔人,以他们当中的基督徒精英为代表,不仅教化了蒙古帝国的皇室,还为蒙古帝国的发展,在许多重要方面,做出了巨大而杰出的贡献。

      维吾尔人的身份,在漫长的历史中经过了“五维属性”的演化。到了如今,只有生活在中国新疆的维吾尔族,并且是以公元755—1392年期间的北庭(乌鲁木齐)—高昌(吐鲁番)维吾尔人为代表性祖先的,才被视为血统较为正宗的维吾尔人。从历史人类学的宗教与民族的角度来看,维吾尔族身份的历史性演化进程,可以大致分为五个阶段:萨满教的草原维吾尔,摩尼教的鄂尔浑维吾尔,基督教的高昌维吾尔,伊斯兰教的察合台维吾尔,和伊斯兰教的新疆维吾尔。这五个阶段中,基督教的高昌(吐鲁番)维吾尔身份,代表着曾经教化了蒙古帝国的高昌文明——是维吾尔历史中的最高文明形态。

     中外学术界还普遍认为,维吾尔人属于突厥民族,是突厥人的后代。这也是一种误导性的表述,近年来在中国学术界已遭到个别学者的质疑。根据本论文的考证可知,起源于东亚草原的维吾尔人,其原始祖先是匈奴人,逐渐演化为特勒(铁勒)族群,后来聚集在色楞格河流域,最终以相邻的鄂尔浑—土拉河流域为中心,建立了回鹘汗国。根据中国古代史籍,突厥人起源于甘肃地区的河西走廊,其祖先是匈奴化的“平凉杂胡”——即白人与非白人混血的后代,后来聚集在阿尔泰山区,并建立了突厥汗国。突厥人的混血身份,很可能与东亚—北亚的印欧白种民族高车人有关。事实上,不仅古代维吾尔人与突厥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民族(这是本论文的另外一个重要论点),而且当时他们生活在蒙古草原上,彼此之间是长期的敌人。此外,维吾尔人的历史,较突厥人的历史更长。因此,维吾尔人并非人们普遍认为的,是突厥人或突厥民族,尽管语言学家们将维吾尔语列入突厥语族。

      作为混血“杂胡”出身的突厥人,他们的身份在历史中经过了剧烈的演化,主要是通过长期和大规模的移民,不断与他们所殖民统治的中亚本地的印欧白种人混血,而最终导致的。在这个过程中,突厥文明通过突厥化其它种族和民族而保持强势主导地位,但最终却被伊斯兰教的属性所植入和主导,导致了突厥人的伊斯兰化。如今突厥人的象征性后代,当属中亚的土库曼人——即后来与成吉思汗蒙古征服者进一步混血的后代,以及那些因继续混血而变异更为严重的突厥亲属,即住在小亚细亚的土耳其人——就是早期突厥人与他们所统治的当地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长期大量混血的后代。

      作为匈奴人的正宗后裔,特勒—乌古斯—维吾尔人的身份演化,主要是在西迁新疆地区后,与他们所殖民统治的塔里木盆地的当地印欧白种人,进行混血而导致的。作为高昌维吾尔王国及其文明,最终未能成功抵挡突厥—蒙古化的伊斯兰教的征服。如今,维吾尔人主要居住在中国西北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而作为那些相对轻度变异的亲属——乌兹别克人,则住在新疆以西,帕米尔高原的另外一侧。新疆地区,位于中亚的东缘,作为丝绸之路连接东亚和中亚的交通枢纽,战略与商贸意义重大,自古以来就是不同国家和族群的必争之地,因此也成为不同种族和民族以及不同文明与文化的汇集、碰撞、冲突之地。

      自1759年,通过满清政府的军事征服,新疆地区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根据政府的统计数据,如今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口大约有1000万,汉族人口大约900万,其余的大约200万人,包括其它突厥语民族和非突厥语民族——绝大多数信奉伊斯兰教。根据2009年末的政府统计,新疆总人口超过2158万6300。[2] 这个数目大约是1949年新疆人口4,333,400的五倍,几乎是1976年新疆人口11,858,000的两倍。1949年,新疆非汉族人口是4,042,400,占总人口的93%;1964年,新疆人口727.01万,非汉族人口494.89万;[3] 1976年,非汉族人口是6,949,100,  占总人口的59%。[4] 此外,新疆共有47个民族,其中13个主要的民族:维吾尔(1001万9758)、汉族(841万6867)、哈萨克(151万4814)、回族(98万0359)、柯尔克孜(18万9309)、蒙古(17万9615)、塔吉克(4万7187)、锡伯(4万2790)、满族(2万6195)、乌孜别克(1万6669)、俄罗斯(1万1672)、达斡尔(6992)、塔塔尔(4883),以及其它民族(12万9190)。[5] 其中,维吾尔族占新疆人口的46.42%,汉族占38.99%,是最大的两个民族。

      由于新疆这一名称,自1759年以来,所实际代表的是中国的一个省区,因此在探讨之前的历史时,采用 “新疆”或者“新疆地区”的说法,并非强调省份含义,而是指与古时大致相对应的地区,是一个不精确的范围。此外,“北疆”是指新疆天山以北地区,“南疆”是指天山以南地区,“东疆”是指天山东部及尾端周围的地区,与甘肃省和青海省接邻。这些名称的使用,是为了表达方便,有利于阅读时获得清楚的地理方位感同时。在不影响论文表达的情况,本论文有时会采用中国古代史籍中的“西域”或“安西”等称呼,或者是使用山脉、盆地、河流、湖泊,等自然地理名称,来表达与新疆—中亚有关的某个区域。

      最后需要声明的是,本论文竭力避免迎合汉族或者维族的政治正确和宗教正确,尽量采取客观中立的学术研究和表达方式,摆脱学术界目前代表双方利益而导致的竞争甚至对抗的局面,从而希望提供作为第三者的学术视角和学术成果。

2018年11月06日,美国波士顿



简述维吾尔族身份中的历史属性和地理属性

——及其与突厥身份和土耳其身份的本质性区别

单传航

引言:身份的认同与界定,其实是对身份赋予意义的过程,因此并非静止的定义或契约,而是一种寻求发展的个人和集体的自我认知意识。人们对身份认同意识的寻求,在增强相同身份群体的亲密程度时,也会加剧对不同身份群体的排斥。

因此,为了塑造理想的身份认同,人们倾向于选择性的陈述历史、描绘地理、划分民族,甚至在身份危机感中,可能会回避甚至牺牲一些事实真相。无论是个人、家庭、民族、种族、国家,等利益共同体,都或多或少会这样选择。即使作为人类整体,也对自己的身份认同难以达成共识,例如,进化论或创造论,都是通过世界观和历史观,来争夺对人类身份定义的控制权。在这样的一种意义理解框架下,不论是本章所探讨的新疆弱势群体维吾尔族,还是强势群体汉族人,都不例外。


介绍

维吾尔人,如今大部分居住在中国境内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当于一个省份)。目前,维吾尔族和占据统治地位的汉族群体是中国新疆的两大民族,大约占据这个地区总人口2158万的85%,此外还有其它一些民族。到过新疆的人们,不难发现除了语言和风俗的截然不同,维吾尔人与汉人之间的面貌也有明显的特征差异。即使在维吾尔人当中,他们之间的面貌特征差异之大,也常常令人惊奇和不解。

维吾尔人,是古代突厥语族群的优秀代表,源于蒙古草原,其祖先是古时令罗马人和汉族人都相当头疼的游牧军事力量,罗马人称其为“浑”,汉族人称他们为“匈奴”。维吾尔人在今天中国的新疆版图上已经生活了一千多年,但自从公元1130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其它民族的统治下,直到如今。由于新疆的真正原住民是印欧民族——白种人,至今有少量的存在,以及由于他们与维吾尔族的混血后代,导致人们对维吾尔族的历史属性和地理属性存在着误解。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将在本章中得到澄清。

这本小册子,通过历史人类学的框架,历史学的主导内容,采取基于中国史料和突厥语碑文的文本分析方法,来考证新疆维吾尔人身份中的历史属性和地理属性,并澄清他们既非突厥人也非土耳其人的身份。这项研究成果,能够帮助人们了解维吾尔人在当代政治与宗教浪潮中的挣扎和迷茫,以及他们为了定位可操作的民族身份而进行的斗争。

在这本小册子的第一部分,将要探讨维吾尔人的历史属性与地理属性,并澄清维吾尔人并非突厥人也不属于突厥族群的事实。其中,历史属性包括维吾尔人的来源、民族发展史以及与其它民族之间的关系史;地理属性主要涉及维吾尔人的发源地蒙古草原和移居地新疆。由于新疆作为首要的地理属性坐标,在维吾尔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且存在着误解和误传,因此还需要详细探讨并澄清新疆地区史和民族史(这部分内容不包含在这本小册子里),以便还原维吾尔人的独特身份。

在这本小册子的第二部分,将会考证和澄清维吾尔人并非土耳其人,也不属于土耳其族群。同时,一些有关突厥语族群的历史名称及其民族属性,长期困扰和误导着包括学者在内的许多人们,也会在此得到一次性的充分澄清。此外,还将介绍1949年之前维吾尔知识分子为了民族身份复原而进行的努力和斗争,并因重新发现了历史中丢失已久的自身民族名称——“维吾尔”,而获得了虽然十分短暂却意义重大的文化和政治胜利。

本论文将根据不同的指定含义,仔细区分使用下列的这些不同的民族名称:维吾尔、特勒、突厥、土耳其,以及维吾尔语、特勒语、突厥语、土耳其语。所有这些民族和语言,都可以从文化或民族的角度,追溯到古代匈奴的根源。



一、维吾尔族身份中的历史属性和地理属性的变迁概况

    维吾尔族身份中的历史属性和地理属性,主要经过了四个变迁阶段:1、公元744年前的早期维吾尔人;2、鄂尔浑汗国的维吾尔人(744—841);3、流亡迁徙的维吾尔人(841-866);4、高昌汗国的维吾尔人(841-1130)。其中,迁徙的维吾尔人包括两支,即西迁维吾尔人和南迁维吾尔人;而西迁维吾尔人又有三个分支:河西走廊维吾尔、高昌(吐鲁番)维吾尔、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喀喇汗维吾尔。所有的这些维吾尔群体,只有生活在天山东部地区的高昌维吾尔人,其民族身份保持得最久,并最终成为如今新疆较为纯正血统的维吾尔人的象征性祖先。



1、公元744年前的早期维吾尔人,在东亚草原历史中的出现与崛起

维吾尔族是古时中国人所称的“匈奴人”的后代。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最早记录了维吾尔族的祖先——匈奴人,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00年。在古代外籍史料中,匈奴人也被罗马人和印度人称为“浑”、“浑尼”或“胡那”,[6] 应该都是来自同一名称的音译。根据古代汉语史料,后来,他们又被称为 “铁勒”或“特勒”民族,或者说,是属于 “铁勒”或“特勒”族群。维吾尔族的祖籍是东亚草原,即后来的蒙古草原,并非如今的新疆。

    人们普遍承认,最早详细记录匈奴人的是中国的汉语史料。这些古代中国不同朝代的官方历史资料,详细记载了匈奴、铁勒(特勒)以及突厥人和维吾尔人的情况,而且这些民族都是中国的邻居和直接威胁。作为欧洲人,他们与匈奴人的正式接触,始于公元4世纪。正如公元前二世纪的中国汉朝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他们对匈奴人的负面评价,公元四世纪的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他称匈奴人是“丑陋的野兽”和“野蛮的族类”。[7] 公元五世纪的上半叶,匈奴人在欧洲境内建立了匈奴国,并在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君主阿提拉(Attila)的领导下,数次击败东西罗马帝国,[8] 促进了西罗马的灭亡。根据古代的汉语史料可知,作为游牧民族的匈奴人,从北方草原对中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长期与作为定居民族的中国人争斗。匈奴族群还包括一些分支民族团体,彼此之间略有不同。

    著于公元10世纪的中国史籍《旧唐书》,清楚地说明了维吾尔民族身份的来源:他们的祖先是匈奴人,即后来的铁勒(特勒)、回鹘,源自蒙古草原,公元841年亡国后,大约一半人西迁到甘肃—新疆—中亚地区并定居。[9]  需要注意的是,总结中文古籍史料可知,匈奴人早期发源于东北亚地区,即大兴安岭、乌苏里江—黑龙江流域。在他们之后的柔然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和满族人,也都是发源于这个地区。换而言之,这些民族都不是蒙古草原最早的居民。东亚草原,即后来所称的蒙古草原,其最早的居民是白种人——即东亚和北亚的印欧民族,而这片游牧民族厮杀争夺的草原乐园,就是中国古籍中所说的“夏”,也称为“中夏”,主要是黄河以北地区,对应于黄河以南地区的“华”和“中华”。关于中国人特别是官方常常提到的“华夏”及其含义,稍后会再次提到。

“维吾尔”这个名称的发音,在原文中接近“wei-gu-er”,“wei hu er” 或 “wei wu er”,意思是“团结、联合”。[10] 在中国历史记载中,维吾尔族有过不同的汉语名称。根据历朝的汉语史料,维吾尔族的祖先在中国周朝时期(前1046-前256)被称为“严狁”(yǔn),在汉朝(前206-后220)被称为“匈奴”,在魏国时代(386-550)称为“铁勒—乌纥”,在隋朝(581-619)称为“特勒—韦纥”,在唐朝先后被称为“回纥”和“回鹘”,在蒙古帝国时期(1206-1250)被称为“畏兀”和“畏兀儿”。此外,还有其它不同的汉字音译名称,多达10余种。从1450年开始,也就是蒙古东察合台汗国在新疆强制推行伊斯兰教的高潮时期,“畏兀儿”这个名称被停止使用,长达近500年。[11]

到了1920年代,“维吾尔”作为民族称号才得到恢复。1921年,苏联共产党支持的“塔里木六城和准噶尔地区工农组织”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召开会议,并改名为“维吾尔革命组织”。[12] 1925年,七河地区[13] 和莫斯科的出版物也开始采用“维吾尔”这一名称。[14] 至1934年,[15] 在一些先进的维吾尔知识分子的努力推动下,苏联影响的新疆汉族的盛世才省政府,正式采纳“维吾尔”作为这个民族的名称,以此区别于其它说突厥语的民族。[16] 在此之前,英语表达通常采用“突厥”这一误称,作为维吾尔族的代号,来区别于哈萨克、柯尔克孜(吉尔吉斯)等民族;同时,汉族人将维吾尔族称为“缠头”(用布包裹头部)。[17] 作为维吾尔人,则自称“突厥”、[18] “穆斯林”,或冠以地名,[19]“喀什噶尔人”(六城地区)、“塔兰奇人”(七河—准噶尔地区),[20] 或“吐鲁番人”(高昌地区)。

公元前1200年中国商朝晚期的甲骨文,是迄今有关匈奴人的最早记载,称这个民族为“亚匈”。一些中国学者认为这是音译的名称,[21]  我对此表示同意。根据公元551-554年史臣魏收的《魏书》,其《列传91·匈奴》记载说:“史臣曰:周之猃狁,汉之匈奴,其作害中国固亦久矣。” [22]  这里的“猃狁”(xiǎn yǔn)与“亚匈”两者的发音相似。中国古籍中,外语名称通常采用音译的方式,但有时也附上意译的汉字。

周朝末期和春秋前期,孔子编定了一些中国古籍,包括公元前五世纪成书的编年史《春秋》,书中大量提到那个时代的一些异族敌人,位于今天蒙古草原的南方和中国的北方,称其为“北狄”、[23]“狄”[24] 、“狄人”[25], 同时,还具体分为 “白狄”[26] 、“赤狄”[27]、“长狄”[28]。这些北方的游牧民族“狄”人,周朝末年经常攻打南方的中国,与那些定居汉族的诸侯邦国,长期交战,互有胜负。这些诸侯割据的华人小国,主要是位于今山西地区的晋国、陕西地区的郑国、河南北部—河北南部的卫国、山东地区的齐国和鲁国,等。《春秋左转》对“狄”人和相关战事的记载多达170多处。另外,据称是战国晚期和汉朝初期的古籍,有关地理民俗风情的《山海经·大荒西经》,也提到“北狄”。[29] 之后的中国史料,进一步沿用这些称呼,特别是“赤狄”(红狄)和“白狄”。

后来也有中国古代史籍认为,这些狄人就是匈奴人的祖先;我对此持不同意见。从名字来看,这里的颜色很可能是对应的肤色;而且,稍后考证可知,中国古籍中将“戎”和“狄”区分指称,前者才是指匈奴人,而后者是指东亚和北亚当地的白种人。本章稍后会详细探讨居住在今中国西北地区和河西走廊的欧洲型人种,包括红脸的地中海南欧人种和白脸的雅利安北欧人种。尽管他们是“欧洲型”人种,但并非来自欧洲,而是自大约公元前1800年就生活在中亚和东亚的当地土著白种人。他们当中,有定居民族也有游牧民族,其中在东亚地区他们最初主要分布在黄河以北地区,后来中国长城以北地区,多为游牧民族。18世纪的西方语言学家,首先提出印欧语系的概念,并相应产生了“印欧人”的概念。[30]  这些印欧人,包括本论文所称的“红脸—斯基泰型”和“白脸—吐火罗型”。中国汉朝史料所记载的月氏人、丁零人(高车人和敕勒人的祖先),就属于红脸的南欧人种,而乌孙人和大夏人,则属于白脸的雅利安北欧人种。

《春秋左传·隐公九年》,记载了在周朝晚期和春秋时期,“北戎”南下侵犯那些汉族小国(即后来的长城南邻地区),说:“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公子突曰:……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十一月,甲寅,郑人大败戎师。”[31] 根据这里的描述,说明北戎是野蛮的游牧民族。注意,这里的“北戎”,应该是匈奴的一支。其中,“戎”与“匈”的音译相似,“北”是指中国以北。

著名的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约前145—86年)的《史记》,以及东汉历史学家班固(公元32—92年)在《史记》基础上撰写的《汉书》,都提供了证据,说明了匈奴人在尧舜时代的祖先也被称为“戎”。在《汉书·匈奴传第64上》,追溯了最早期的匈奴民族历史和名称变化:“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允、薰粥,居于北边,随草畜牧而转移。”[32]  这里的“唐虞”,是泛指上古尧舜时代的中国中原地区,“山”的意思是这些“戎”族人居住在山区,应该是指太行山,即当时中国的北方边界地区。“至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 [33]

根据最后这段记载可知,这些北“戎”和北“狄”,自从周朝时期就不断侵犯中国,令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注意,这里对“戎”和“狄”进行了区别性说明,即匈奴的祖先“戎”和不同种族的“狄”(属于白人印欧民族),都是野蛮的游牧民族,长期热衷于侵犯南方中国的定居民族。根据班固的记载和司马迁的《史记·匈奴列传第50》,[34] 战国时期的赵国位居山西—河北一带,曾经在一段时间成功抵挡了匈奴犯边,并修筑长城。秦国也不堪骚扰,曾在今陕西一带修筑长城,防御北方草原这些游牧民族的入侵。秦国统一中国后,秦始皇派遣蒙括大将带领数十万人马北上出击,将敌人赶到黄河以北,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全部地区。[35]

到了中国汉朝,冒顿单于的匈奴人空前强大起来,并成为中国的主要威胁,“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36] “匈奴”这一称呼首先出现在汉朝的史籍中。可以看出,“匈”字是准确的音译,正如早期的“亚匈”或“猃狁”,罗马人所称的“浑”,而“奴”字明显是贬称,而非“匈”那样的音译。因此,汉族人称“匈”为“奴”,是将他们视为野蛮低下的敌人。同时,不仅是班固的《汉书·匈奴传》,司马迁的《史记·匈奴列传》,也提到了中国北方的另一异族敌人“胡”,包括“林胡”和“东胡”。“东胡”位居“燕北”,[37] 即今中国东北地区,曾与匈奴人发生战争却被匈奴人征服。从发音来看,“胡”可能属于匈奴人种,但是属于另外一个民族。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以及根据一些学者的语言学观点,“东胡”可能属于早期的柔然人,即后来的女真—满族人。当然,也有可能是后来的契丹人或蒙古人。这些民族都属于蒙古草原人种,但匈奴人的面貌具有最为明显的人种区别特征,正如今天的一些纯正血统维吾尔族所代表的那种匈奴体质人类特征。问题在于,东胡也可能包括白种的鲜卑人。例如,建立北魏的鲜卑人,根据《魏书》,[38] 确实是发源于大兴安岭山区的嘎仙洞,也许具体是属于“林胡”。综合汉语史料的一些线索,我倾向于认为“胡”是个泛称,是“夏”这一泛称的演化,包括黄河以北即后来长城以北的地区和民族,包括白人和非白人。本章后面还会提到,中国隋唐时期的史料中,“胡”是专指白人。

在汉语史籍中,有关维吾尔人的名称,最早出现的是“袁纥”——这是维吾尔祖先部落的音译称呼。根据《新唐书•回鹘上》可知:“回纥,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轮车,元魏时亦号高车部,或曰敕勒,讹为铁勒。”;又总结说:“袁纥者,亦曰乌护,曰乌纥,至隋曰韦纥。……称回纥。”[39]  注意,这里将“回纥(铁勒)”和“高车(敕勒)”混为一谈,是错误的。记载了北魏历史的《魏书》(成书于551-554),首次提到了“袁纥”,是在公元389和390年北魏发动的两场战争中:“四年春正月甲寅,袭高车诸部落,大破之。……五年春三月甲申,帝西征。次鹿浑海,袭高车袁纥部,大破之,……”。[40] “鹿浑海”是阿勒泰山脉地区的乌伦古湖(布伦托海、大海子),说明这个时候回鹘人是在蒙古草原的西面,这与《旧唐书》所记载的“依托高车”相符合。注意,《魏书》在此首先说明了北魏在公元389年袭击了“高车诸部落”,然后又说明在公元390年袭击的是“依托高车”的“袁纥部”,对两者的关系表达十分清楚,因此就佐证了《新唐书》的“高车是回纥”的说法确实有误,且属于容易产生的混淆。《魏书》的这段历史记载,也与维吾尔汗国在8世纪所立的《磨延啜碑》、《铁尔痕碑》和《铁兹碑》的记载相吻合。根据这些碑铭可知,维吾尔人作为国家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最早的阶段可以追溯到公元四世纪的依托寄居高车的时代。[41]

北魏的这两次军事打击,导致这个地区的袁纥回鹘人被迫向西迁移。根据法国的东方学者詹姆斯·哈密顿(James Hamilton)的研究,基于拜占庭(东罗马)的历史资料可知,“在461-465年间,萨拉胡尔(Sarahur),回鹘(Ughur)和十姓回鹘(On Oghur)首次向拜占庭遣使,这些民族是不久前从东方迁徙而来的,而且是由鲜卑人(Sabir)将他们从故乡赶出来的,而后者又被阿哇尔人(Avar 或 Abar)所驱逐,阿哇尔人又被居住在大洋两岸的人胁迫而迁徙。” [42] 根据回鹘史学家钱伯泉的解释,这里的“萨拉胡尔”,就是后来的“撒里维吾尔”——即“黄头回鹘”。这里的鲜卑人,东汉末年在今中国东北地区、蒙古草原和准噶尔盆地,建立了鲜卑汗国。俄罗斯南部的“西伯利亚”(Siberia)这一名称就是来自“鲜卑”。另外,Avar就是柔然人,即中国史书中所贬称的蠕蠕(茹茹),这个时期已经建立了柔然汗国。[43] 后来,中国史书中的北魏政权,也是鲜卑人建立的,就是他们于公元389年和390年两次袭击了“高车诸部落”和“袁纥部”。在登国四年(389年)“春正月”袭击“高车诸部落”之后,接着于“二月癸巳,至女水,讨叱突邻部,大破之。”这里的“叱突邻”,根据钱伯泉的解释,是“柔然部落”。[44]

公元4世纪末至5世纪初,柔然人在蒙古草原上建立汗国,疆域西至额尔齐斯河和塔里木盆地东北部,东至朝鲜边境;“可汗”这一称呼是柔然人首先采用的。[45] 有学者认为,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柔然人与鲜卑人是有关联的。[46] 对此我表示同意,而且,柔然人后来演化为女真人、金人和满族人。这样看来,柔然人复制了鲜卑人的汗国版图,而后来的突厥帝国、回鹘帝国、契丹帝国、女真帝国(金)、蒙古帝国和满清(后金)帝国,都是在柔然帝国版图上进行的复制和发展。需要明确的是,根据中国史料总结可知,建立了西伯利亚帝国的鲜卑人,[47] 虽然被称为东胡的一支,[48] 但他们属于印欧白种人,即《春秋》中的“北狄”,确切地说,是“白狄”,而非“赤狄”(后面的章节对此会有论证)。作为柔然人,他们是东亚黄种人,最后演化为女真满族人,其中包括一个锡伯族群体,直到如今。同样,后面也会提到,女真人当中也有一支被称为“黄头女真”的白种人,很可能就是白狄鲜卑人的后代。

我认为,“锡伯” (Sibe) 这个民称,从音译的角度也是“西伯”的同称,即古代鲜卑人(Sabir)的后代,但是已经严重异化了。也就是说,不论是从语言还是人种的角度,他们都被柔然人的后代——女真满族人完全同化了。当然,从人种的角度来看,还需要考虑锡伯族当中的匈奴血统成分。因为根据南朝范晔(398-445)的《后汉书·乌桓鲜卑》,公元90年代,“和帝永元中,大将军窦宪遣右校尉耿夔击破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49] 可见,鲜卑移居匈奴故地,逐渐强大最后建立鲜卑汗国,这个过程中匈奴血统的混入,是难以避免的。

需要提到的是,根据中国春秋时期的史籍,综合分析可知,称霸东亚草原最早的国家,应该是那些白种的狄人所建立的。到了战国末期和汉朝初期,匈奴人崛起取代了狄人,成为草原的霸主。之后,由于中国西汉与东汉政府的有效军事打击,匈奴人最终败落,以鲜卑人为代表的狄人趁势再次崛起建国,直到非白种的柔然人一统草原。公元552年,称霸东亚草原和中亚地区150年的柔然(蠕蠕)帝国败亡,突厥人趁势占领东西蒙古草原,建立了历史上的第一个突厥汗国。总结一下,历史上曾经称霸东亚草原(蒙古草原)的种族和民族,根据他们不同的肤色和面部特征,以及民族属性,我认为可以大致分成六类:1)白狄:乌孙,鲜卑和黠嘎斯;2)赤狄:月氏,丁零—高车—敕勒—克烈;3)匈奴:特勒—维吾尔;4)杂胡—突厥;5)柔然:女真—满族;6)契丹和蒙古。

成书于唐朝初期的《隋书·铁勒》,则首次提到了“韦纥”,说明了是铁勒人的一支民族:“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独洛河北有仆骨、同罗、韦纥、拔也古、覆罗并号俟斤。”[50] 注意,这里说明了这些民族统称“俟斤”,后作“夷离堇”,属于臣服于一位最高首领的部落联盟。后面还会提到,作为特勒的后裔,西迁新疆—中亚的回鹘人,沿用过这一汗号。在第三章中,还会提到“俟斤”作为重要的线索,明白基督教最早在长城以北草原民族当中的传播。

后晋(936-947)的刘昫所编著的《旧唐书·回纥》,详细记载了维吾尔族的历史名称演化。这份史料中描述的回纥人,从起初就是彪悍善战、善骑射、性情野蛮的游牧民族。他们效力于突厥汗国,经常为汗国进行军事征服。“回纥,其先匈奴之裔也。在后魏时,号铁勒部落。其象微小,其俗骁强,依托高车,臣属突厥,近谓之特勒。无君长,居无恆所,随水草流移。……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 [51] 这里清楚说明了“回纥”即是匈奴的后代,也就是北魏时期(386-550)的“铁勒”以及唐朝时期的“特勒”,并成为特勒族群中的强势代表性民族。他们与高车联盟,后来臣属效力于突厥汗国。大约同一个时代的汉语史籍《旧五代史》(成书于中国北宋973-974年间),也总结说:“回鹘,其先匈奴之种也。后魏时,号为铁勒,亦名回纥。” [52]

中国隋朝初期,发动军事打击,重创突厥汗国,“特勒于是分散”。[53] 不知什么原因,隋朝年间(605),突厥汗国攻击了为自己效力的特勒众部落。《旧唐书·回纥》记载说:“大业元年,突厥处罗可汗击特勒诸部,厚敛其物。又猜忌薛延陀,恐为变,遂集其渠帅数百人尽诛之,特勒由是叛。特勒始有仆骨、同罗、回纥、拔野古、覆罗步,号俟斤,后称回纥焉。”[54] 于是,铁勒的五个部族居住“在薛延陀北境,居娑陵水侧”。[55] 娑陵水即色楞格河。于是,特勒回纥人聚集到这个“八河地区”,继续过着游牧生活并不断发展壮大,并在一个多世纪后建立了强大的新汗国。

关于薛延陀,《新唐书·回鹘下》评价说:“薛延陀者,……在铁勒诸部最雄张,风俗大抵与突厥同。”[56] 唐朝杜佑的《通典》说明:“薛延陀,铁勒之别部也”,且是“狄人”。[57] 综合上述信息,薛延陀(Seyanto 或 Syr-Tardouch [58])可能属于高车民族,即特勒回纥人所依托的。公元628年薛延陀成立汗国后,“居大漠之北,俱沦水南,去长安万四千余里”。[59] 这里的“俱伦水”,可能是土拉河(独逻河)。贞观年间,唐朝中国彻底摧毁北方的突厥汗国之后,薛延陀和回纥就成为北方草原的两大联盟势力。[60] 公元646年(贞观二十年),薛延陀汗国内乱,回纥趁势发起攻击,大败薛延陀,唐朝中国也趁机出兵夹击,导致薛延陀公元647年亡国。[61]

根据《新唐书》,[62] 唐朝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回纥可汗上表唐朝中国,将民族称号改为“回鹘”,获得批准。但是,根据《旧唐书》[63] 和《旧五代史》[64],是元和四年(809年),回纥的毗迦可汗派遣一名使者前往唐朝皇庭,奏请将“回纥”改为“回鹘”。这两处记载的年代差异明显,中国学术界通常认为的是公元788年,[65] 这应该是准确的。需要提到的是,根据我的考证经验,《旧唐书》总体比《新唐书》的记载更准确。此外,《宋史》也认为:“元和中,改为回鹘。”[66]

总结可知,维吾尔人的祖先,是中国周末和秦汉时期的匈奴人,北魏时期“铁勒”民族中的“袁纥”、“乌户”或“乌纥”,即隋朝时期的“韦纥”、“回纥”,属于“特勒”民族的一个支派,唐朝时期称为“回纥”、“回鹘”。蒙古帝国时期(1206-1250),称为“畏兀”和“畏兀儿”,等。所有这些都是音译之后的汉语名称。

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隋唐时期的维吾尔人作为特勒民族的一个支派部族,主要是包括“内九姓”氏族,以“药逻葛”姓为首领,而回鹘汗国则在此基础上包括“外九部”。正如维吾尔族历史专家钱伯泉先生所精辟总结的,8世纪中叶,“首领骨力裴罗(Kutlug I Bilge) 统一‘内九族’,联合‘外九部’,征服‘二客部’(葛逻禄、拔悉密),创建回纥汗国,作为古代的维吾尔民族——回纥(回鹘)才逐渐形成。”从此,特别是通过与唐朝中国的外交往来,作为官方的民族称号“回鹘”,就正式确定下来。[67]



2. 对现有历史陈述的质疑与校正:澄清“回鹘”与“突厥”的不同民族属性,区别“回鹘化”与“突厥化”的概念

需要注意的是,在学术界和民间的传统陈述中,通常认为回鹘人属于突厥民族——这是研究中世纪回鹘历史与文明的先驱——俄罗斯学者们所开创的陈述。[68] 然而,通过对中国隋唐古籍史料、古代突厥和回鹘碑文以及波斯、阿拉伯史料的细节性探究,可以基本断定,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误解甚至误导。在中国古籍的记载中,回鹘人的民族身份来源十分清楚,但突厥人的民族身份来源,则不确定。作为最早详细记录突厥的中国隋唐时期的史籍,清楚地将回鹘与突厥作为两种不同的族群,来进行区别性的表述。



第一、突厥人是匈奴化的杂胡,核心氏族可能源自高车—柔然血统

根据汉语史籍《隋书·突厥》(636年):“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姓阿史那氏。后魏太武灭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于铁作。金山状如兜鍪,俗呼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69]

这里需要一点背景介绍。根据《魏书》[70],公元439年,即北凉王国的承和或永和七年、北魏(后魏)王朝(王国)的太延五年,北魏(后魏)的太武皇帝,占领北凉王国(平凉),迫使其国王沮渠牧犍投降。沮渠家族属于著名的卢水胡人。在战败之前,沮渠国王向柔然(蠕蠕)汗国求援,未果。

《隋书》接着还说明了突厥人来源的第二个版本:“ 或云,其先国于西海之上,为邻国所灭,……其山在高昌西北,下有洞穴,……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余里。” [71] 《周书》在此说明是“周回数百里”,《北史》还说明是“四面俱山”。[72]  根据这些地理特征,可以基本断定,这里是位于今乌鲁木齐市和达坂城之间的天山谷地,曾经是优美的草原牧场。

《周书·突厥》(636)提到了突厥人来源的第二个版本,以及突厥人来源的第三个版本:“又曰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等细节。[73]  土耳其人似乎倾向于这个最为含糊的第三种说法;这里的“在匈奴之北”显然排除了属于匈奴人的可能性。《周书·宇文测传》还记载,公元542年(西魏大统八年)之前,突厥人每年从西北越过结冰的黄河,侵掠西魏(535-557)的北部边境地区。[74]《北史·突厥》(659)则包括了上述三种说法,并增加了第二个版本的细节,包括“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独为部落,盖匈奴之别种也。姓阿史那氏。”,等内容。[75]

上述三种来源版本的共同点在于:

1、都提到了突厥人始于阿史那氏族。

2、突厥是狼与人交配的后代,显然不可信,却由此形成了突厥人的狼图腾传统。

3、发源于高昌西北的天山段落,因此,《隋书》和《北史》提到的西海,只能是新疆库尔勒地区的博斯腾湖。

4、亡国后,臣属于蠕蠕(茹茹)的柔然汗国,居住在金山地区,为汗国从事铁匠行当,被柔然人贬称为“锻奴”。

5、获得“突厥”这一名称,是因为“金山状如兜鍪,俗呼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金山就是阿尔泰山,如果从上方俯视,可以看到整个山脉的形状,好像北魏和隋朝末期的汉族、突厥和其它民族的武士所戴的“兜鍪”,即那种可以护住双耳的“兜型”头盔。[76]  也就是说,“突厥”这一名称最初的意思,是来自“兜鍪”这一外号,[77] 而不是如今通常所认为的,即也许是突厥建国后才演化成的意思——“强力的”。[78]

有法国学者认为,“突厥”这个词来自古代柔然语Turukut ,显然是有道理的,尽管现在普遍认为是来自粟特语Turkut。[79]  我认为,可能是柔然人,首先将这个略带戏谑性的外号送给了他们的“锻奴”突厥人,正如汉族将“蠕蠕”这个相当贬低性的外号,加给了柔然人。“阿史那”这个姓,有一种说法认为,也是来自柔然语,同样是有道理的。因为根据现在的满语和锡伯语(鲜卑语)——两者都属于通古斯语族,作为形容词“黄金的”(也作“金贵的”)的Aishinia [80] 一词,可以音译为“阿史那”。可见,突厥人的“阿史那”这一姓氏,估计也是因为 “金山”得名,意思是“黄金家族”。作为名词形式的黄金Aishin,可以音译为“爱新”。后来女真人的“金国”,以及女真人满清的皇室家族“爱新觉罗”——在现在的锡伯语中是“金笊篱”,其中的“金”字,都是来自“爱新”这个单词。

鉴于耗时35年的《隋书》以其史学的严谨而著称,而且《旧唐书·突厥传》一开始就首推《隋书》的记载,所以我倾向于《隋书》的第一个陈述版本,即突厥人的祖先属于北凉王国的“平凉杂胡”,即古代甘肃地区的混血胡人。这样看来,阿史那部落最初在平凉地区可能是匈奴化的杂胡,即“匈奴之别种”,亡国迁徙到金山并投靠柔然汗国之后,就开始柔然化并逐渐壮大。由于他们既是古代人们通常鄙视的混血“杂种”,又是战争导致的流亡难民,且沦为苦力劳工,所以这也许就能够说明,为什么他们归属效力于柔然汗国,却又遭到柔然人的蔑视。此外,需要强调的是,另外两个突厥人起源的版本也不可忽视。

关于“平凉杂胡”的种族属性,需要注意这个时期的中国史料所提到的胡人,是指那些白种人。本章的第二部分会详细探讨这个问题。根据汉语史作《资治通鉴》可知,“安史之乱”的发动者安禄山是“营州杂胡”,[81]  而《旧唐书》说安禄山是“营州柳城杂种胡人”,且“肥白”,[82] 自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83]  注意,《新唐书》则清楚指出,安禄山是“营州柳城胡也”,特征“伟而晰”,意思是“高大而白”;并未提到突厥混血。[84] 由此说明,“杂胡”是指胡人与非胡人的混血,当然包括与匈奴人、柔然人和汉人等混血。《隋书》还提到突厥汗王曾向宗主国蠕蠕(柔然)皇室求婚,遭到严辞拒绝;[85]  同时《隋书·裴矩传》记载说,突厥人当中“多有群胡”。[86]

根据郭沫若的《中国史稿》,东汉末年,匈奴人大量南迁入居甘肃、陕西、内蒙和山西等地,至“晋武帝时有四次大规模的内徙,【匈奴】人数在几十万口以上,被安置在并、雍等州。当时还有其他不同族的胡人,被泛称为杂胡,卢水胡是其中著名的一支。”[87]  前面提到,北凉皇室家族是卢水胡人,因此“平凉杂胡”与“卢水杂胡”有关联。晋武帝在位时期是公元265-290年,这里也说明了那些“杂胡”与匈奴人“不同族”——只是不清楚这些“杂胡”的胡人血统来源。冒顿单于的匈奴时代,平凉地区—河西走廊是赤狄白种月氏人的地盘。《隋书》还有一处记载同样也不可忽视:“隋末乱离,中国人归之者无数,【突厥】遂大强盛,势凌中夏”。[88] 也就是说,这个时期因为大批汉族人的加入,突厥汗国就变得非常强大,而这一过程中,汉族血统融入突厥民族,显然是难以避免的。

关于突厥人来源的第二个和第三个版本,这里需要提到的是,除了突厥人,还有一个拥有狼人交配族源传说的东亚草原民族,是高车人,《魏书》对此有记载。关于高车人的种族属性,需要在此详细探讨。

首先,学术界通常认为高车人是回鹘人的祖先,前面提到过,这应该是因为《新唐书》的误导。“高车”就是《魏书》中的“丁零”或“舍勒”,高车这个名称来自意译,因为这个民族乘坐轮子很大的高车。根据《史记·匈奴列传》可知,大约在公元前200年,冒顿单于的匈奴部族征服了北方五个国家,包括丁零人。根据中国史籍和俄罗斯人始于1920年代后期的考古发现,[89] 丁零人当时游牧生活在贝加尔湖—叶尼塞河地区。丁零人被征服后,居匈奴左地,隶属匈奴人左贤王的管辖,而被匈奴人征服的乌孙人,居匈奴右地——即汉朝中国希望所断之“匈奴右臂”,则属于右贤王的管辖。《魏书•高车》提供了一些有关高车人的细节:“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90]

这里指出高车人并非匈奴人,因为也就不是回鹘人,虽然其语言与匈奴基本相同,却是赤狄的后代,即白种的斯基泰—印欧民族,也称为“狄历”和“敕勒”(音Chi-le 或Ki-le)。这说明在臣属匈奴的过程中,至少语言已经被匈奴化。同样,臣属于匈奴右地的乌孙人——即后来黠嘎斯人,也是如此被匈奴化。我认为,也许匈奴、高车、乌孙这三个民族本来的语言都是“夏言”,甚至匈奴人可能是被“夏化”的民族,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夏民族。[91] 《魏书》在这里还提到,有人说高车的祖先是匈奴的外甥,说明在臣服匈奴后还有政治联姻,其皇室娶过匈奴公主。这与《魏书》有关高车人是狼与匈奴公主所生的传说,[92] 尽管不可信,其情节也是相吻合的。而且,“其人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嗥”,[93] 这与高车人喜欢唱气势高昂的歌也是相符合的。例如,公元6世纪中期的著名的《敕勒歌》,在汉族当中也流传很广,就是高车人的创作。

学术界之所以误解,认为高车是回鹘人的祖先,不仅是因为《新唐书》将两者混为一谈,还因为误解了《魏书》的记载。《魏书》提到高车的不同氏族中,有一支“护骨氏”,[94]  即“回鹘”的另外一种音译。根据《旧唐书》,回鹘人在北魏(后魏)时期,“依托高车,臣属突厥”,无疑是对《魏书》这一记载合理的呼应。此外,前面也已提到,作为回鹘人,他们当中也有支派(撒里回鹘)是印欧人,与高车同属白种人。即使只考虑这一点,也能解释高车当中的回鹘,可能是那些同种族的回鹘印欧人,更何况回鹘人当时确实依托联合高车。确切地说,高车当时相当于一个联邦性的国家。

其次,同样拥有狼人族源传说的“平凉杂胡”突厥人,其中“胡”的血统部分,可能是源自高车人。这个时期(6世纪中期),高车与突厥都居住在阿尔泰山脉地区,也有进一步继续混血的地理条件。同时,《北史》中关于突厥人祖先出于匈奴以北的索国,这种说法也符合高车人的祖先丁零人被匈奴征服之前的地理位置。此外,正如前面提到的,《新唐书》说明“薛延陀者,…… 风俗大抵与突厥同”,而薛延陀可能属于高车民族,由此可见这种对应十分准确。

根据中国学者段连勤的研究,《魏书》和《北史》记载了公元487年,高车的副伏罗部的几十万人,在首领阿伏至罗的率领下,逃离统治他们的柔然汗国,迁移到高昌西北一带,建立了高车国,也称阿伏至罗国。[95]  注意,由此也说明高车与统治者柔然人的混血是有条件的。后来,高车国从“西海之上”和“西海之右”,向西南扩展到博斯腾湖以西的焉耆地区,向东到鄯善地区,北至今乌鲁木齐,同时还控制了南面的高昌王国。[96] 顺便提一下,三百年后回鹘人西迁到此建立的高昌汗国,看起来是对高车王国版图的复制。公元541年,柔然汗国攻击并摧毁了高车王国。[97]  这样看来,关于突厥人来源的第二种版本:“其先国于西海之上,为邻国所灭”,并非杜撰,是指这个地区的高车国。因此,有理由认为,公元541年之后阿尔泰山区的“杂胡突厥”战争难民们——仍然受到柔然汗国的统治,确实是与高车人有关系。作为北魏时期甘肃平凉地区的胡人,也可能是高车人,他们与博斯腾湖—天山地区的高车人,追根求源,都应该与“在匈奴之北”的索国有关。

因此,总结可知,《隋书》、《周书》和《北史》所提到的突厥人来源的三个版本,除了神话传奇的部分,基本上都是有事实根据的。有必要提一下,中国古代史籍的记载,注重严谨求实的精神,崇尚措辞简练精准。这种大约2500年前由《春秋》所开创奠定并由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继承发扬的汉语史学,与历史更为悠久的汉语文学,并列为中国的两大传统学术,博大精深,治学严谨,造诣高超。

关于 “杂胡”突厥的体质人类特征,汉语史籍中也有描述。根据《周书》的记载,突厥汗国第三任汗王——俟斤燕都的相貌奇特:“状貌多奇异,面广尺余,其色甚赤,眼若琉璃。”[98]  这里是明显的白种胡人特征。注意,根据《旧唐书·突厥上》:“始毕、处罗以其貌似胡人,不类突厥,疑非阿史那族类,……”可见,尽管是混血胡人,以胡人血统特征为主,但作为突厥人的核心氏族阿史那人的外貌,无疑也拥有东亚黄色和褐色人种的明显特征。作为隋朝末年发展壮大的突厥群体,应该是以赤狄—胡人(高车)的血统为主,又因大量汉人的迁入,导致血统进一步复杂化,兼有匈奴、柔然和汉人的血统特征。《北史》还提到,突厥人“其书字类胡”,[99] 但无疑是匈奴语言,即也是特勒—回鹘人的语言。现代语言学家通称“突厥语”——主要因为突厥汗国所立的碑文是最早的。前面提到,这种语言可能追溯到古代的“夏语”。

这些体质人类特征的记载,可以说明突厥人最初是混血的“杂胡”,以胡人特征为主,以东亚人特征为辅。尽管汉语史料将他们视为匈奴化的群体,但后面还会提到,他们的胡人文化特征浓厚,由此反应出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意识,还是倾向于胡人——这也与突厥人来源的三种版本相呼应,而且包括第二种版本,看起来都是来自突厥人的自我陈述。这也就是为什么《隋书》提到突厥人当中“多有群胡”。整理总结一下,突厥人的胡人血统,应该主要与平凉地区的胡人和高车王国的高车人有关,而高车人可能源自最早的索国。前面提到,平凉地区的胡人最早是月氏人。月氏人和高车人一样,都是白种的赤狄人——即本论文所称的斯基泰印欧人。

另外,突厥人所立的《阙特勤碑》,在提到最初创建突厥汗国的两位可汗时,说:“他们即位后,创建了突厥人民的国家和法制。……他们统治着两者之间的没有君长的蓝突厥 (Kok Turk)。”[100]  这里的“蓝突厥”,汉语也译作“戈突厥”,可能是突厥人的另外一个自称,或者是专指其中一种特别的突厥人,但“蓝色”所指的意思不详。也许是指“若琉璃”的“蓝眼睛”,正如本章后面会提到的“撒里回鹘”——即“黄回鹘”,意思是黄头回鹘。此外,还有 “黄头女真”、“白鞑靼”,也是同样的原理含义。



第二、回鹘是匈奴的后裔,属于特勒(铁勒)民族,被误认为突厥民族

相对于突厥人来源的含糊陈述及其多种可能性,有关回鹘人的来源,则十分清楚确定。《隋书》和《北史》在介绍突厥之后,又在同一章中接着介绍了铁勒:“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101]  接着,还列举了40多个铁勒部落。可见,不同于从一个单独部落发展而成的突厥人,铁勒有许多部落,且人口众多。正如已经提到的,根据《旧唐书·回纥》,“回纥,其先匈奴之裔也。在后魏时,号铁勒部落。其象微小,其俗骁强,依托高车,臣属突厥,近谓之特勒。”这里明确说明了铁勒—回鹘人是匈奴人的后代,而前面关于突厥人来源的三种版本,都直接和间接地排除了突厥是匈奴后代的可能性。此外,根据《周书》:“时铁勒将伐茹茹,土门率所部邀击,破之,尽降其众五万余落。”[102]  既然突厥臣属茹茹(蠕蠕)柔然,而铁勒与茹茹为敌,这又从侧面说明,突厥和回纥这两者的民族身份认同意识是不同的。

作为回鹘人的图腾和民族来源的传奇之说,也是与突厥人完全不同的。根据《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和高昌回鹘所立的用回鹘文和汉文写成的《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立于1334年),“畏吾儿”人发源于土拉河和色楞格河流域,祖先是从一棵树上生出来的;[103] 显然也不可信。然而,这一来源说法和“畏吾儿”这一名称,[104] 出现在14世纪上半期高昌回鹘的官方自我陈述中,无疑再次刷新了民族身份认同的记忆,并产生了一种宣告式的效果:说明维吾尔人与当时已经主导西亚和中亚的突厥人,是完全不同的民族,尽管当时的欧洲和西亚包括波斯,将两者统称为突厥人,而且时逢中亚—新疆各民族被“突厥化”的进程,正通过“伊斯兰化”的快马利剑,即将进入尾声。

成书于14世纪初期,波斯的拉施特《史集》也指出,对维吾尔人历史的介绍,是根据维吾尔人所著的关于自身历史的一些书籍,所进行的总结,并举例说明原先属于维吾尔人的一些部落分支,葛逻禄人(Qarluq)、哈剌赤人(Qalach)、钦察人(Qipchaq),被误称为突厥人的分支。[105] 由此说明,这三个民族属于维吾尔人的支派部族,并不属于突厥群体;而且,根据当代学者钱伯泉的研究,汉语隋唐史料也说明,“纥骨”(柯尔克孜人[106])和“可萨”(Khazar一部分后来演化为哈萨克人),属于特勒族群 [107]——即匈奴化的族群,也非突厥族群。《史集》关于维吾尔人汗王在草原时期就信奉一神教上帝(安拉)的描述,[108] 显然不可信;但是其中并没有提到穆罕默德之名,所以也留下了足够含糊的空间,来暗示维吾尔汗王信奉基督教的可能性。这一点并非臆测,本论文的最后两章,能够间接佐证这种可能性。而且,《史集》接着说: “那时候,所有【蒙古人】都是异教徒,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也成为了一神论信徒。”[109] 在本论文的最后两章中,能够看到蒙古皇室和许多蒙古人,都从萨满教直接皈依了基督教。

需要注意的是,《史集》对维吾尔人的记述,总体​是​传奇性的传说,​一些重要的细节性描述,信息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特别是关于地理位置,十分混乱——这是穆斯林史料的常见问题。当然,10世纪的阿拉伯著作《黄金草原》(Meadows of Gold and Mines of Gems),作者马苏第(麦斯欧迪El-Masudi),其学术水准得到普遍的认可,无疑是个例外。顺便地一下,这位作者详细描述了当时的“突厥”强国“可萨”(Khazar),在公元943年之前,国王及其可萨人皈依了犹太教,并采用摩西律法,国中还有许多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和异教徒,国王允许每个群体采用各自的法律。[110]

此外,回鹘人与突厥人还有一些重要的不同之处。例如,地址位置分布的不同。根据《隋书》,回鹘人所属的铁勒人,作为匈奴的后代,不仅部落繁多,还明显继承了匈奴人征战了大约8个世纪所占领的领土:横跨欧亚大陆,从东面的黄河以北,贝加尔湖以南,到新疆地区的阿尔泰山西南,哈密以西,还有焉耆以东和以北的天山以南地区,向西分布于中亚的康国(撒马尔罕)以北,伏尔加河南部,里海以东和以西,接近东罗马地区。[111] 此外,铁勒人与突厥人,两者的风俗虽然大体相似,但不同之处却值得解读。《隋书》说明突厥人“大抵与匈奴同俗”,对死者焚烧后“取灰而葬”,[112] 而特勒人“其俗大抵与突厥同,唯丈夫婚毕,便就妻家,待产乳男女,然后归舍;死者埋殡之,此其异也。”[113] 这里说明了两者在婚姻生死这些重要仪式方面的不同,显然是有价值的信息。根据《隋书》对突厥民俗的描述,可以看出是以匈奴传统为主,但是“五月中,多杀羊马以祭天,男子好樗蒲,女子踏鞠,饮马酪取醉,歌呼相对”,[114] 仿佛又让人看到《魏书》中所记载的,印欧白种民族高车人所喜欢这一类集会的风俗。[115]

总的来说,虽然突厥人是混血杂胡,核心氏族很可能源自平凉胡人与高车胡人血统,并与匈奴、柔然和汉人混血,但其主题语言、风俗、制度还是匈奴人的传统。这就是为什么《周书》和《北史》指出,他们可能是“匈奴之别种也”。问题在于,这种匈奴传统,是高车人匈奴化的结果,还是匈奴人与高车人混血成为突厥人的结果,尚无法定论。此外,有中国和日本学者认为,“特勒”是“突厥”一词的讹译,两者是一回事,这显然是牵强附会之说,但已成为主流观点。对此,当代民族史学者段连勤先生指出:“在隋唐史籍中,铁勒自是铁勒,突厥自是突厥,两者分化得十分清楚,从未见有铁勒部落称突厥的,也从未有突厥部落称铁勒的。”[116]  岑仲勉先生也持这一观点,并且认为,作为音译的这两个名称,两者的发音是截然不同的。[117]

根据《新旧唐书》的记载,[118] 回鹘汗国的第二任汗王——磨延啜英武可汗的长子“叶护”,于至德二年(757)援助唐朝并与名将郭子仪联合军事行动,平定安史之乱。乾元二年(759),回鹘王子 “骨啜特勒”率兵援助唐朝,还是与郭子仪联军。又根据回鹘人的《磨延啜碑》(Moyan Chor Inscriptions)的东面第7行,以父亲磨延啜可汗的第一人称说:“我赐给我的两个儿子以叶护(Yabghu)和设(Shad)的称号。”[119] 以及回鹘人的《铁尔痕碑》(Terkin Inscriptions)的北面第三行,“我天(可)汗之子毗伽达干(Bilgä Tarqan) 和骨咄禄·毗伽·叶户(Qutlugh Bilgä Yabghu)……” [120] (注意,这里用的是两位王子的称号,并非名字)。

综合分析上述两种语言的史料信息,可见所说的是同一位王子,即磨延啜可汗的长子叶护,曾两次出兵援助唐朝,且都有宰相帝德将军随从。这里,《新旧唐书》将这位王子称号中的“-tlugh”部分音译为“Te-le”,与民族称号“特勒”的音译相同,可能并非巧合。因此,我建议将“特勒”这个民族称号的英文音译为Tlugh,“特勒人”译为“Tlughur”,包括维吾尔人,以此区别于“突厥人”或“土耳其人”,以及区别“契丹人”、“蒙古人”、“女真人”、“胡人”和“狄人”。同时,将“特勒”的形容词译为“Tlughish”,以此区别于“突厥”的形容词“Turkic”。例如,“特勒族群”译为“Tlughish groups”,包含维吾尔部落(Uyghur tribes)。总之,特勒人是匈奴人的后裔,而维吾尔是特勒人的一部分,并非突厥人。

由于突厥人最先产生了书写语言,所以其它说匈奴—特勒语言的民族,[121] 包括臣属突厥汗国的回纥人——“其先匈奴之裔也”,[122] 从语言学的角度,统称为突厥语群体,正如欧洲许多民族统称为罗马语群体。因此有西方学者指出,“突厥的”一词,是指“广泛的民族与语言范围,包括突厥的、维吾尔的、乌兹别克的、哈萨克的、吉尔吉斯【柯尔克孜】和其它民族。”[123]



第三、突厥与回鹘世代为敌,双方争战了200多年

根据法国学者哈密顿的研究,出使突厥汗国的拜占庭使者——泽玛尔索斯(Zemarchos)报告说,从阿勒泰山地区西迁到高加索山脉以北和伏尔加河以西一带的那些回鹘人,公元569年就已经归降了突厥汗国;这位使者回国时经过了这个地区。“另外,在576年,突厥可汗向拜占庭使节瓦朗丹(Valentin)宣布,他已经征服了un yghur人。”[124] 这里的un yghur就是“十姓回鹘”的另外一种音译。公元598年,根据西突厥可汗的一封信可知,突厥汗国已经征服了柔然人(Avar)和莫克利人(MoKri),然后又征服了Ogor人(回鹘的另一种音译)。而且,Ogor 民族人数众多且善战,属于最大的民族之一,他们居住在更靠东部的额尔齐斯河流域。[125]  也就是说,这些住在相对东边的回鹘人,就是那些留在阿勒泰山脉地区的北魏时期的“袁纥氏”、“护骨氏”——属于高车部落,北魏—隋唐时期的“韦纥”、“乌护”(乌纥)——属于特勒部落。[126]  这些中亚东部的回鹘人,似乎与西迁高加索—伏尔加的回鹘人有所不同,后者可能是以白种人为主,前者是以肤色偏黑的黄种人为主(属于匈奴人的后裔),正如前面提到的两种鲜卑人。

《隋书·突厥》记载说:“当后魏之末,有【突厥】伊利可汗,以兵击铁勒,大败之,降五万余家,……”后魏即北魏,政权从386 年持续到534年。前面提到过,根据《隋书·特勒》,突厥人统治、利用甚至压迫回纥人所属的特勒族群。“大业元年,突厥处罗可汗击铁勒诸部,厚税敛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为变,遂集其魁帅数百人尽诛之。”突厥人这次攻击铁勒诸部和铁勒的属臣薛延陀部,并屠杀他们的领袖精英群体,导致铁勒和薛延陀的激烈反抗。之后,在莫何可汗的领导下,铁勒人以天山东部为根据地,战胜了突厥人,开始发展壮大,并于大业三年(607),首次派遣使者出访隋朝中国。[127]  突厥与维吾尔人从此争战不断。根据《旧唐书·回纥》,唐贞观初年(627),回纥与薛延陀发起攻击并大败东突厥。[128]

在突厥人和维吾尔人自己所立的碑文中,也反复一致地提到彼此为敌,战争不断。突厥人的《暾欲谷碑》(立于716-725 [129])记载说,突厥人与北边的乌古斯人交战五次,杀死了许多乌古斯人,并最终征服了他们。[130]  根据《阙特勤碑》(立于732年 [131])的记述,九姓乌古斯是突厥的敌人,[132] 还解释说“九姓乌古斯人民本是我自己的人民,由于天地混乱,乃(与)我们为敌。一年中我们交战五次。”[133]  著名的《毗伽可汗碑》(立于735年 [134])也宣扬功绩,说突厥人杀死了九姓乌古斯的巴兹(Baz)可汗,并立作突厥汗王的杀人石;还有一次是沿着色楞格河攻打回纥(回鹘),破其汗庭,导致回纥(回鹘)汗王颉利法(Eltabr)带领一百多人向东逃亡;[135]  这些事件大约发生在公元716-734年间。[136] 注意,稍后会证明,“九姓乌古斯”就是“九姓回鹘”。

作为回鹘人所立的《铁尔痕碑》 (立于753-756 [137]),则记述了如何攻击突厥人民,摧毁了突厥汗国,推翻了突厥的统治。[138]  著名的《九姓回鹘可汗碑》(立于公元814年),记载了回鹘人通过“自拔悉蜜可汗阿史那革命,数岁之间,复得我旧国”。[139] 注意,这里说明回鹘人是复国,而不是首次建国。另外,拔悉密的汗王姓阿史那,说明也是突厥人,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回鹘人建国后,马上就与葛逻禄人联合击败拔悉密,致其亡走西域。[140] 突厥人的《毗伽可汗碑》证明了这一点,记载说:“拔悉密亦都护是我的族人。”[141]

注意,根据古代突厥文专家耿世民先生的翻译,《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分别说明“九姓乌古斯人民本是我自己的人民”[142] 和“九姓乌古斯人民(本)是我的人民”,[143] 但也有别的汉语翻译版本是“九姓乌护本我同族”(《毗伽可汗碑》)[144] ,或“九姓乌古斯,吾之同族也”(《阙特勤碑》),[145]  从而导致容易误认为他们也是突厥民族。这里需要面对的是,上述的隋唐汉语史料与突厥回鹘碑文,都说明了突厥人建国后,就开始统治特勒—回纥人,至少长达一个半世纪,[146]  期间特勒—回纥人不断反抗。也就是说,特勒—回纥人确实曾经是突厥汗王的人民,只不过时而反叛为敌。由此可见,耿世民的翻译最为精确。重要的是,关于这些相关信息的历史记载,隋唐史籍与突厥回鹘碑文的内容是相吻合的。此外,俄罗斯东方学者V.米诺斯基(Vladimir Minorsky)也指出:“这是相当清楚的,‘九姓乌古斯’既不是指东突厥的核心突厥人,也不是指西突厥的‘十箭’【突厥】。”[147]



小结: 需要澄清导致“突厥”和“回鹘”混淆的相关术语

总结可知,回鹘人所属的铁勒(特勒)族群是匈奴人的正统后裔,而突厥人并非匈奴后裔,只是匈奴化的混血“杂胡”,曾经是东亚草原上遭受其它民族鄙视和贬低的边缘化群体。虽然突厥人的出身起源卑微,后来却发展成为大国,改写了整个亚洲的历史。突厥人早期很可能主要是以白种的高车血统为主,并与匈奴、柔然和汉族混血,兼有匈奴和高车的文化传统,所以充其量只能称为“匈奴之别种”。因此,古代的回鹘与突厥,两者的体质人类特征也是不同的,下一章将对此论述。后来,由于中亚伊斯兰教的“突厥化”,就进一步导致“突厥”成为这些中亚—新疆民族的总称,并通过伊斯兰化的进程,将维吾尔、哈萨克、吉尔吉斯(柯尔克孜),等其它的特勒、回鹘类和印欧白人等族群进行突厥化。最终,维吾尔人在被伊斯兰化后,“突厥”(Turk或Turki)就成为维吾尔人的替代称谓。注意,本论文只有在统称维吾尔等相关民族群体的时候,才会使用“说突厥语的民族”这一说法。

到了20世纪初,由于现代版“杂胡”土耳其人所推广的“泛突厥和泛伊斯兰”宣传,就进一步淹没了维吾尔人及其同胞乌兹别克人的真实民族身份,直到如今。作为维吾尔族,在历史中试图摆脱这种突厥化并保持自己独立民族身份及其文明的努力与挣扎,也从未间断过。当然,在历史中,新疆地区的“大回鹘化”——主要的同化对象是印欧民族,中亚的“大突厥化”——主要的同化对象是印欧人、回鹘人、哈萨克、吉尔吉斯、蒙古人,以及东亚的“大汉族化”——同化了女真金人满族、契丹人、一些蒙古人、一些印欧白人,都属于对不同种族和民族身份及其文明的异化。

需要说明的是,基于以上的论证,本论文会注意区分“回鹘化”与“突厥化”的用法,并将两者视为“匈奴化”的继续及其发展而成的两个分支方向,且前者更为正宗一些。根据这样的定义,新疆地区和乌兹别克斯坦,都是“回鹘化”成功的案例,而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则是“突厥化”成功的典范。在早期的穆斯林史料中,将回鹘人公元9世纪中期亡国西迁之后的高昌回鹘汗王国称为“回鹘斯坦”,[148] 显然是比较专业的称呼,尽管在高昌回鹘伊斯兰化之前,应当称为“回鹘汗国”或“回鹘王国”。到了17世纪中期甚至19世纪初期,甚至喀什地区也被称为“回鹘斯坦”。[149]

到了19世纪,欧洲—俄罗斯的学者开始称新疆“中国突厥斯坦”或“东突厥斯坦”,以此对应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被称为“俄国突厥斯坦”或“西突厥斯坦”。[150]  然而,其中也有个别学者认为,在维吾尔人的历史中没有“任何突厥成份”[151] ——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们的这种观点,主要基于他们将回鹘人视为唐古特人的后代 [152]——这是不正确的。后面的章节还会提到作为印欧白人民族的唐古特人。“东突厥斯坦”作为新疆的新称呼,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分别发生在喀什和伊犁的两次维吾尔圣战革命中,影响了昙花一现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命名。[153]

因此,将新疆地区称为“东突厥斯坦”和“中国突厥斯坦”,而不是“东回鹘斯坦”和“中国回鹘斯坦”,显然是“突厥化”进程对“回鹘化”状态的挑战与压制,且是延续了突厥与回鹘之间始于公元6世纪的地缘政治较量。在这个过程中,伊斯兰化之后应当称为“西回鹘斯坦”的乌兹别克斯坦,却被称为“西突厥斯坦”和“俄罗斯突厥斯坦”,显然是宗教与政治联合进行的“招安”。

最后,人们不应该忽略的一点是,历史中尽管中亚的伊斯兰化是彻底的,但突厥化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对此,作为中亚的原住民——那些白种印欧民族的后裔,如今仍然说伊朗语方言的塔吉克人,主要居住在位于帕米尔山脉地区的塔吉克斯坦,虽然他们如今是中亚最小的国家,却是最有力的说明。



3. 维吾尔人在东亚的崛起与衰败:鄂尔浑回鹘汗国(744-848)

似乎没有过多久,一个新的帝国又在东亚草原上崛起——这次是维吾尔人所建立的汗国。公元630年(唐贞观四年),唐朝中国军队消灭东突厥汗国(或称北突厥汗国),并俘虏其汗王。[154] 接着,公元651年(唐永徽二年),唐朝出兵新疆地区,在维吾尔军队的帮助下,击败西突厥汗国,夺回了丝绸之路重镇北庭的控制权。[155] 然后,于657年(唐显庆二年)彻底击溃瓦解了西突厥汗国,俘虏其汗王。[156] 大约在公元682年,东突厥汗国死灰复燃,成为“后突厥汗国”(第二突厥汗国)。[157] 公元744年(唐朝天宝三年),游牧于科布多河和色楞格河之间的回纥人,在巴尔喀什湖—额敏河(新疆塔城盆地)—伊犁河流域的葛逻禄人和别失八里地区的拔悉密人的帮助下,在蒙古草原上击败并取代了后突厥汗国,建立了鄂尔浑回纥汗国,国号毗伽 (Bilga);次年,其汗王“骨力裴罗”——汗号“骨咄禄毗伽阙”(Kutlugh Bilga Kul),[158] 得到唐朝中国皇帝玄宗的承认与册封,称为怀仁可汗。[159]

注意,前面提到过,葛逻禄是回鹘化的一个部族,而拔悉密人则可能是突厥化的部落。此外,根据立于759年的《磨延啜碑》可知,后突厥汗国统治回鹘人50年。[160] 公元744年建国后,第一任回鹘汗王出自回鹘部落的药逻葛氏族。回纥汗国的疆域广袤,西至(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东至兴安岭,南抵长城。根据《新唐书》,回纥汗国“斥地愈广,东极室韦,西金山,南控大漠,尽得古匈奴地。”[161] 这样看来,人们有理由认为,回纥汗国的建立,是匈奴人的后裔在古代匈奴版图上的复国。自公元一世纪的中国东汉永元年间匈奴亡国算起,已经过了6个多世纪。

回鹘汗国称霸东亚草原一个世纪,时逢中国处于鼎盛时期的唐朝。从文明程度和国家实力的角度,中国领先于当时东亚所有的民族和国家。在这个世纪里,作为东亚军事实力最强大的两个帝国,维吾尔汗国与南面的唐朝中国,建立了密切而复杂的外交关系。两国总体保持友好,尤其是通过联姻,但也有反目,主要受到政治、经济甚至宗教利益的主导。维吾尔人在继承匈奴人和突厥人文明的基础上,保持东亚草原民族学习中亚粟特(索格底安那)文明的传统,同时也接受唐朝中国文明的影响。

回鹘汗国当中,有许多来自粟特地区的胡人,多为摩尼教徒,深刻影响了汗国的政治;因此也深化了索格底安那(粟特)文明对回鹘人的影响。一些回鹘人还去唐朝中国学习,并担任政府职务,精通汉族文明。前面也提到,在突厥人当中“多有群胡”。根据后突厥汗国的《暾欲谷碑》(立于716-725期间),作为三代突厥汗王的忠臣“暾欲谷”,在唐朝中国长大,受到过良好的汉语文化教育。[162] 公元814年回鹘汗国所立的《九姓回鹘爱登里罗汨没蜜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并序》,简称《九姓回鹘可汗碑》,1889年由俄罗斯人在回鹘汗国都城的遗址废墟上发现。碑文由回鹘文、汉文和粟特文三种语言写成,而且,汉文版本据信是由一位维吾尔官员撰写,[163] 其文笔之精彩,令人惊奇。

立于公元759年称颂第二任回鹘可汗药逻葛磨延啜(唐朝封号“英武可汗”)的《磨延啜碑》,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说明了这位游牧民族的可汗热衷于建造宫殿。他说:“我让人建造了白色宫殿,让人打造了宫墙。”[164]  这位可汗在不同的地方建造了四处宫殿,其中包括“我让粟特人和桃花石【中国人】在色楞格河建立了富贵城。”[165]  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南部与蒙古国西北部交界的一个湖中小岛上,有一座宏伟的回鹘城堡遗址,当地人称“博尔巴任”(Por-Bajin)。根据考古学家的报告,该城堡主要反映出唐朝中国的建筑技术和风格,应该是磨延啜汗王的儿子登里牟羽可汗所建。[166] 蒙古草原文明的第一座都市,据说是柔然人建造的,位于鄂尔浑河谷地区。回纥汗国建造的首都喀喇巴尔嘎逊(意思是“大虎城”,又称“斡尔朵巴里克”),坐落在鄂尔浑河上游河谷,在公元759/761年,[167] 或者是 762/763年 [168], 开始成为摩尼教在东亚的大本营。中国学者普遍认为,摩尼教正式进入回鹘汗国的时间是公元763年(唐宝应二年)。[169] 与此同时和在此之前,景教(东叙利亚基督教)已经在唐朝中国大行其道,甚至一度在长安的皇宫内得势。维吾尔人身份中的宗教属性历史,将在下一章中探讨。

正如他们的祖先匈奴人,维吾尔汗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深刻影响了东亚的地缘政治格局。根据《磨延啜碑》、《铁兹碑》(761-762)和《铁尔痕碑》(756-757)的残缺记载和翻译梳理可知,公元754-755年,磨延啜可汗带领回鹘人西征准噶尔盆地,击败了丝绸之路新疆地区北线一带的昔日盟友——“居住在天山东部别失八里地区的拔悉密人”,和居住在“拔悉密以西、阿尔泰山以南,与样磨人为邻的”葛逻禄人,导致葛逻禄人向西逃亡到巴尔喀什湖的七河地区,[170] 而拔悉密人则下落不明。之后,公元755-756年,葛勒可汗派遣两个儿子,其中一个是后来的登里牟羽可汗(唐朝封号“英义可汗”),进攻天山南麓的塔里木盆地的城市——即丝绸之路的南线地区,击败了样磨人(Yagmas)、汉族人和栗特人。[171] 于是,回鹘人控制了丝绸之路在天山—塔里木盆地的中部和东部地区的通行和税收。

正是在756年,也许是刚完成西征,回鹘汗国又在南方开辟了另外一个战场。当时“安史之乱”爆发,唐朝中国的军队节节败退,情况危急。公元756年唐肃宗继位,向回鹘汗国求援。根据回鹘人的三种语言的《九姓回鹘可汗碑》、汉语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和《新旧唐书》,维吾尔汗国迅速派兵支援中国,并联合西域白种胡人军队,[172] 与安禄山率领的突厥杂胡等民族组成的叛军交战,最后于762年一同平定了叛乱。《九姓回鹘可汗碑》对此是这样叙述的:“咱大唐玄宗帝蒙尘,史思明之子朝义口口口口使……与王师犄角,合势前驱,克复京洛。皇帝与回纥约,长为兄弟之邦,永为舅甥之国。”[173] 《旧唐书·回纥》对此也有记载:“及至德元载【756】七月,肃宗于灵武即位。……使于回纥,以修好征兵。”[174] 762年(唐宝应元年)11月20日,[175] 唐回联军夺回东京(洛阳)后,[176] 回鹘军队以盟军胜利者的姿态,洗劫了这座繁华的都城。根据《旧唐书》的记载,洛阳的一些居民为逃避回鹘军队,躲入两座寺庙,结果“回纥纵火焚二阁,伤死者万计,累旬火焰不止”。[177]

在政治外交政策中,唐朝继承了汉朝时期与匈奴政治联姻的方式,多次将公主嫁给回鹘汗王,也有一次娶了回鹘公主,以此巩固联盟和赢得忠诚。从7世纪中叶至820年代,回鹘汗国与吐蕃(西藏)王国为了争夺新疆东部和中部地区,频繁交战。期间,回鹘汗国也曾代表唐朝中国对吐蕃人进行军事打击。根据《旧唐书》的记载,公元764年(唐广德二年)回纥军队与唐朝军队联合进攻吐蕃人,取得重大胜利。[178] 公元791年(贞元七年),回鹘独自出兵击败吐蕃藏人和葛逻禄人,获大批俘虏,献于唐朝。[179] 公元821年(长庆元年),回鹘新任可汗与唐朝联姻娶太和公主,为表感谢与忠心,发兵攻打吐蕃。[180] 整个唐朝期间,先后有六位公主嫁给几位回鹘可汗,其中三位公主是皇帝的女儿。事实上,唐朝针对吐蕃(西藏)的外交,也采用了这样的联姻政策。

另外,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回鹘亡国的时间,在中国的史料记载中也存有差异。学术界普遍认为,回鹘亡国是在公元840年——可能是因为《资治通鉴》的记载,但这个年份是个误解。[181] 根据《旧唐书》的记载:“初,黠戛斯破回鹘,得太和公主。”[182]  这里是指在唐朝会昌初年,白种的黠戛斯(吉尔吉斯人)杀死了回鹘可汗,推翻了称霸蒙古草原一个世纪的回鹘帝国,并抢到了嫁给回鹘可汗多年的唐朝太和公主。唐武宗李炎是在公元840年继位,当年仍然沿用先皇文宗李昂的开成五年号,而他的会昌年号则始于次年,即公元841年才是会昌元年(初年)。《新唐书》也佐证了回鹘帝国亡于唐武宗继承皇位之后不久(“俄而”),但并没有说明是当年还是次年。《旧唐书·本纪第十八上·武宗》则清楚说明:“会昌元年……八月,回鹘乌介可汗遣使告难,言本国为黠戛斯所攻,故可汗死,今部人推为可汗。”[183] 次年,即会昌二年(842),唐朝廷承认并册封乌介可汗:“三月,遣使册回纥乌介可汗。”[184] 此外,《旧五代史》也说明了回鹘亡国的历史事件发生在会昌初年:“会昌初,其国为黠戛斯所侵,部族扰乱,乃移帐至天德、振武间。”[185] 《宋史》也说明这些事件是发生在会昌年间。[186] 著名的“会昌灭法”发生在会昌五年,即公元845年而非844年,这是没有争议的共识,因此就说明840年并非会昌初年。因此,综合而论,会昌初年(元年)即公元841年,应当是回鹘亡国的正确年份。

顺便提一下,作为历史学研究的科学方法论,总是要重视回到原始史料找答案,并要进行严谨细致的文本分析。二战之后尤其是1960-1970年代之后的东亚和中亚研究,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西方学者,似乎倾向于依赖二手资料,不再注重对古汉语史料的学习。在相当的程度上,当代学术界忽视了那些东方学研究的开创者们,即二战前的欧洲学者、俄罗斯学者、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们,他们所秉承的严谨求实的历史学研究方法——通过细致考证原始文本史料和考古学证据,校正已有的研究成果,并发现新的成果。

关于回鹘人西迁的时间,也需要进行考证。根据《资治通鉴》[187] 和《唐会要》等,回鹘亡国前,遭遇连年饥疫和雪灾,加上内战,[188] 因此正如《资治通鉴》提到的:“然自开成四年[839],丧乱以来,回鹘部落西走者甚多”。[189] 可见,839年就已经有许多回鹘人西迁,而亡国后的841年,大规模的西迁才正式开始,同时也有大规模的南迁。根据《旧唐书》,公元841年,黠戛斯军队将回鹘汗国的都城“烧荡殆尽,回鹘散奔诸蕃。有回鹘相馺职者,拥外甥庞特勤及男鹿并遏粉等兄弟五人、一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又有近可汗牙十三部,以特勤乌介为可汗,南来附汉。” [190]

可见,作为西迁回鹘的15部,人数不详,在庞特勤(“特勤”是指“亲王”[191])的带领下,原计划是投奔更遥远的七河地区的葛逻禄,来到(新疆)天山东部地区的古城北庭(今乌鲁木齐附近的吉木萨尔)、高昌(西州,今吐鲁番附近)和焉耆地区。[192] 于是,他们在天山东部地区和塔里木盆地的东北缘定居下来,成为高昌维吾尔汗国。庞特勤成为第一任可汗,得到唐朝中国的承认和册封,封号“嗢禄登里罗汨没密施合俱录毗伽怀建可汗”(Tengride Qut Bulmish Alp Kuchluk Bilga)。[193] 庞仍然使用“毗伽”的汗号,以此表明他名下的高昌汗国,是东亚草原回鹘汗国的合法延续。高昌汗国的鼎盛时期,其扩张后的疆域大致包括今天的新疆范围。高昌回鹘,是现代维吾尔人的标志性祖先。

西迁回鹘人当中,有一支留在了今甘肃的河西走廊和黑城地区(甘肃-西蒙古一带),于860或866年定居在以甘州(即后来的康州,今甘肃张掖)[194] 为中心的河西地区,史称“甘州回鹘”,或“河西回鹘”。[195] 对此,北宋974年由薛居正等所撰修的《旧五代史》,记载说:“余众西奔,归于吐蕃,吐蕃处之甘州。” [196] 这个时期,吐蕃(西藏)人控制着河西走廊,这个连结西域和中国的丝绸之路要道。后来,一批南迁失败的回鹘人也前来投奔甘州回鹘。甘州回鹘与汉族地方势力联合,击败并驱逐了吐蕃。公元872年(咸通十三年)之后,甘州回鹘又瓦解了汉族势力,占领甘州,成为河西走廊的主人,持续一个半世纪。[197] 根据《宋史》可知,公元980年(宋太平兴国五年),“甘、沙州回鹘可汗夜落纥密礼遏遣使裴溢的等四人,以橐驼、名马、珊瑚、琥珀来献【宋朝中国】。” [198]  可见,这时候他们被称为“甘、沙州回鹘”,说明他们的汗国已扩展到了沙州(敦煌)。

甘州回鹘汗国于1028年被白种的西夏王国所灭,[199] 余众逃亡至(今新疆)且末县一带。《宋史》称他们为“黄头回鹘”,[200] 因为黄发特征。他们在蒙古帝国时代被称为“撒里畏兀尔”(Sari-Uyghur, “撒里克”是维吾尔语的“黄”色),15世纪初又迁回甘州地区。[201] 有观点认为,撒里回鹘可能不属于沙州回鹘,而属于高昌回鹘的一部分,[202] 其实并非如此。黄头回鹘,应该是回鹘草原汗国当中完全归化的印欧民族部落,正如女真人当中的“黄头女真”。后面的论证还会说明,“甘州回鹘”,主要是由“黄头回鹘”组成,后者是前者的外号而已。这也许就是他们与高昌回鹘保持距离并独立建国的原因,因为属于不同的种族,缺乏足够的身份认同。

如今在甘肃省的甘州回鹘的后代,被称为裕固族(类似于回鹘的发音)。[203] 后来,南迁回鹘人在山戎的旧地今山西和内蒙一带定居下来。到了蒙古帝国时期,这个地区的回鹘人称为汪古人(类似于回鹘的谐音)。在后面还会提到汪古人,因为他们当中有基督徒人物,在欧亚外交史中扮演了重要的传奇角色。

此外,西迁回鹘当中还有一部分人继续前进,穿越天山西部的伊犁河—伊塞克湖流域,来到曾经的盟友葛逻禄人汗国以南的地区,进入帕米尔高原以西,主要在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即原西突厥人的地盘上,后来建立了喀喇汗国(喀喇的意思是“黑色”,但这里应译为“大”、“伟大”)。他们初期是以巴拉沙衮(今吉尔吉斯境内的托克玛克)和恒逻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州首府塔拉兹市附近)为统治中心,经过发展扩张,后来喀什噶尔(位于今新疆西南边境地区)也成为统治中心。[204] 这个西迁维吾尔人在帕米尔高原以西建立的汗国,最终演化为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

南迁的回鹘人在乌介可汗的带领下,来到天德—振武之间,即今天的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阴山脉南麓和呼和浩特市大青山南麓的地区。期间,有回鹘贵族高官带领大约7千帐回鹘人与乌介可汗分庭抗争,结果遭到唐朝天德和振武两地边防驻军的袭击,以及唐朝幽州(北京地区)驻军的进一步打击。[205] 根据《旧唐书》,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击溃回鹘内部分裂阵营,“全收七千帐,杀戮收擒老小近九万人。”[206] 之后,会昌二年(842)秋,乌介可汗“乌介诸部犹称十万众,驻牙大同军北闾门山。”[207] 注意,这里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乌介可汗率领的13部,在失去9万人之后,还剩余10万,可见平均每部大约1万4千人。这样推算,跟随庞特勤西迁的15部回鹘,总人数可能在20万左右。其中的一部分回鹘人定居在甘州地区,还有一部分定居在河中地区,人数都不详。根据《新唐书》,大约10年后,定都焉耆的庞叶护手下的回鹘人“众至二十万”。[208] 需要考虑到的是,亡国前就开始西迁的回鹘人,人数“甚多”,但具体地定居地点不详。

唐会昌二年(842)和三年(843),跟随回鹘乌介可汗(第十四任)南迁的13部,其中10部(总人数不详)投降并归附唐朝,两部投奔甘州吐蕃,两部(也可能是一部)投奔到东北的“大室韦”(《资治通鉴·唐纪63》称为“黑车子”)。[209] 会昌三年二月,唐朝廷指责乌介回鹘不听劝阻,在唐朝边境掳掠杀戮,于是出兵攻打,击败回鹘,乌介可汗受伤逃走。[210]“乌介部众至大中元年诣幽州降,留者漂流饿冻,众十万,所存止三千已下。” 乌介可汗最后被回鹘贵族所杀。[211] 大中二年春,最后一位汗王,遏捻可汗“等九骑西走”,从此消失;黠嘎斯人则将寄居室韦的回鹘残部全部掳走,带回北方。[212] 因此可以认为,唐朝的大中二年——即公元848年,是草原回鹘政权彻底灭亡的时间。这一年,对于汉族中国来说,意义重大,因为自汉朝以来,来自北方匈奴及其特勒后裔长达一千年的威胁和争斗史,从此画上了句号。然而,没有过多久,契丹和女真人相继在漠北草原上崛起,先后成为中国之大患。



4、独立发展的高昌回鹘汗国(841-1130):维吾尔斯坦和现代维吾尔身份的起源

在公元841年亡国之前,维吾尔人的军事和行政势力就已深入新疆将近一个世纪,且主要是以北庭和高昌地区为中心的天山东部一带。这里作为丝绸之路连接中国与西域的重要交通枢纽,三个世纪前,曾是赤狄人高车王国的版图。因此,军事首领庞特勤带领大约三分之一的回鹘人西迁到此,并非盲目流亡,而且历史证明了这一抉择的正确性。首先,经过几十年的军事行动,通过与葛逻禄、拔悉密和西藏人的争夺较量,最终鄂尔浑回鹘汗国于792年,将天山北麓的丝绸之路的战略重镇——别失八里(北庭),再次争夺过来,并一直控制到亡国后。[213] 其次,后面可以看到,无论是南迁的回鹘人,还是另外一些西迁的回鹘人,都将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唯有高昌回鹘得以保存下来,并保持着相对纯正的血统和“维吾尔”的民族名称,成为维吾尔斯坦和现代维吾尔人的标志性祖先。[214]  根据当代维吾尔研究学者詹姆斯·密尔沃德(James Millward),现代维吾尔族的定义范围更大一些:“19世纪后期的俄罗斯东方学者们提议认为,新疆绿洲的那些穆斯林居民,凡是属于吐鲁番维吾尔王国和喀喇汗人的后代,就是维吾尔人。” [215]  这里的喀喇汗人,明显是那些喀什噶尔地区的维吾尔人,因为这个地区最初是高昌(吐鲁番)维吾尔汗国的一部分。

842年,古代坚昆人的后裔黠嘎斯人(柯尔克孜,吉尔吉斯)还不罢休,又从蒙古草原西部攻击占领北庭和高昌,迫使庞特勤退到焉耆;庞在此自称叶护,表示仍然承认还在草原南部与中国接壤的地区流亡的乌介可汗。[216] 注意,“叶护”是大月氏人流亡中亚建立贵霜王国后的一种相当于地方总督的官号,突厥人和回鹘人也采用这种官号,或许是来自匈奴或柔然的官号传统。公元843年,庞特勤带领的西迁回鹘人,开始在天山东段地区以及塔里木盆地的东北缘定居下来。[217] 公元848年,当回鹘残部包括达官贵族被黠戛斯人掳到北方的时候,“庞勒已自称可汗,有碛西诸城。其后嗣君弱臣强,居甘州,无复昔时之盛。”[218]  碛, 就是在新疆哈密与甘肃敦煌之间的哈顺沙漠。碛西是指哈密以西的今吐鲁番和乌鲁木齐一带。此时,仍然残留在东亚草原的回鹘人,“在外犹数帐,散藏诸山深林,盗劫诸蕃,皆西向倾心望安西庞勒之到。”[219]

根据《唐大诏令集》和《资治通鉴》,唐大中十年(856)二月,有回鹘使者绕道朔方来到长安,另有其他回鹘使者与黠嘎斯使者李兼一同来到长安,唐朝这才知道西迁回鹘的庞特勤(叶户)已经称汗。[220] 于是,唐宣宗颁发《议立回鹘可汗诏》,其中说明了差遣使者前往慰问,劝说回鹘返回原籍,再对庞特勤进行册封。[221] 这里还强调了唐朝将善待这位回鹘可汗,如同汉朝善待匈奴的单于,尽管单于是有敌意的;这样,“再寻旧好,宜举良图,报告天下咸知朕意。”[222] 然而,根据同年十一月的《遣使册回鹘可汗诏》可知,唐朝的使者刚到灵武,就意外遇到了庞特勤派出的使者,于是一同返回长安。[223] 这位回鹘使者陈情唐朝庭,说明西迁回鹘不愿返回漠北草原,但是初到西域,“尚恐未为诸蕃所信,犹疑新造之邦。是用特命使臣,遵行册礼。”[224] 也就是说,这些西迁回鹘希望得到唐朝的册封,以便西域各族给予承认,同时也避免在唐朝的势力范围旧地又建新国之嫌,让唐朝放心。

大中十一年(857),唐朝册封庞特勤,即庞叶护,为可汗。根据《大中十一年册回鹘可汗文》,唐宣宗首先回鹘了两国的外交友谊历史:“立国以来,尝效诚节,代为甥舅,每岁通和,推诚不疑,为我与国。” [225]  这里也回顾了甥舅关系。然后,仍然鼓励回鹘贵族要立志回到草原复国:“所以公侯子孙,道在必复,华夏屏卫,理宜常存。”[226] 最后,宣布派遣王瑞章和李浔这两位正副使者,携带圣旨,前去将庞特勤“册命为九姓回鹘嗢禄登里罗汨没密施合俱录毗伽怀建可汗”。[227] 因此,庞这位特勤成为唐朝认可的可汗。有学者考证认为,这个册封的年代有误,应该是856年(大中十年),笔者对此同意。[228]

上述诏书提供了珍贵的细节信息,有助于了解西迁回鹘的身份意识。从这位可汗被册封的名号可以看出,仍然是延续草原汗国时期的“毗伽可汗”称号。也就是说,西迁回鹘并没有建立新的国家,庞特勤成为合法继承的毗伽可汗,且得到唐朝中国的册封承认。此外,高昌回鹘汗国继续保持草原时期与中国的友好传统。根据《新唐书》的记载,册封之后,这个西迁的回鹘汗国“后十余年,一再献方物”。[229] 863年(咸通四年),黠戛斯派遣使者到唐朝,请求再次攻打回鹘,夺取安西地区,献与唐朝,但是遭到唐朝否决。[230] 可见,唐朝中国认真遵守了外交盟约。需要注意的,庞可汗所代表的是安西地区所有的回鹘人,即包括整个新疆地区的回鹘部落和葱岭以西那些投奔葛逻禄的回鹘部落。然而,河西回鹘和南迁回鹘都没有加入这个汗国。

根据《资治通鉴》,866年(唐咸通七年二月),“归义节度使张义潮奏:北庭回鹘固俊克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231] 这位张义潮,是原沙洲(敦煌)的刺史,效力于吐蕃,851年(大中五年)带领当地的唐人反叛吐蕃成功,投诚唐朝,得到册封。回鹘将领固俊效力于张义潮,继续攻打在新疆东部地区的吐蕃人。《唐会要》对此记载说:“咸通七年十月,沙州节度使张义潮奏,差回鹘首领仆固俊与吐蕃大将尚恐热交战。大败蕃寇,斩尚恐热,传首京师。”[232] 《新唐书》还说明了“大酋仆固俊自北庭击吐蕃,斩论尚热尽取西州、轮台等城”。[233] 因此,唐朝中国终于看到吐蕃遭驱逐,重获丝绸之路在天山东部地区的控制权,恢复了与安西(新疆地区)的交通。

至866年(咸通七年),这位北庭的回鹘首领仆固俊却进军焉耆,杀死了怀建可汗,自称可汗,定都于北庭,而仆固俊的继任者则将高昌定为首都。[234] 至此,真正意义上的高昌回鹘汗国开始形成。从此,三支西迁的回鹘群体走向了各自发展的道路,最后成为三个不同的汗国。根据中国历史书写的习惯,因为其地理位置在原草原汗国的西方,西迁回鹘应当称为西回鹘汗国,[235] 或者是后回鹘汗国。根据《宋史》和《辽史》,“高昌”也称为“西州”或“和州”,因此也“高昌汗国”也称为“西州回鹘”或“和州回鹘”。[236] 注意,本论文将政治彼此独立之前的三支西迁回鹘,统称为“后回鹘汗国”。在彼此独立建国后,我将喀喇汗国称为“西回鹘汗国”,高昌回鹘汗国称为“东回鹘汗国”,甘沙州回鹘汗国称为“撒里回鹘汗国”,此外,将南迁到中国北方太原边境的回鹘人称为“汪古回鹘汗国”。

自大酋仆固俊自称可汗之后,中国史书中对高昌回鹘的记载锐减。《旧唐书》对此解释说:“其后王室乱,贡会不常,史亡其传。”[237] 根据《资治通鉴》,到了公元874年(乾符元年),唐朝廷应回鹘的屡次要求,派使者前往册命,但当时回鹘与吐谷浑、嗢末交战失败,不知所终。结果到了第二年,回鹘人出现在今甘肃东部,在西安的西北不远的罗川,并遣使入贡。[238] 这里所提到的,看起来是甘州回鹘。901年(唐天复元年十一月),唐朝内乱,唐昭宗被宦官韩全诲劫持到陕西凤翔。[239] 在唐朝危难的关头,902年(唐天复二年四月),“回鹘遣使入贡,请发兵赴难。”[240] 但是,唐昭宗等大臣出于戒心,就回复回鹘可汗,婉言拒绝了。5年后,唐朝灭亡,中国大乱。当契丹人崛起的时候,甘州回鹘再次出现。根据《辽史》的记载,924年(天赞三年11月),辽太祖阿保机率领军队征服天山东段地区的时候,“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因遣使谕其主乌母主可汗。”[241] 由此说明,至少这个时候,甘州回鹘已经成为独立的汗国。当高昌回鹘再次出现在中国史书且两国恢复外交往来的时候,已经到了宋朝初期(981年)。

三支西迁的维吾尔人,都完成了从游牧民族到定居民族的转型。现代维吾尔人的祖先,主要是新疆地区的回鹘人,实现了从游牧民族成为定居民族的转型,并保持到今日。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将塔里木盆地和高昌—北庭地区回鹘化,高昌回鹘完成了新疆的匈奴—回鹘化的进程。[242] 这是中亚历史的分水岭,新疆从此成为维吾尔民族身份中不可割裂的地理属性。帕米尔高原以西的维吾尔人,后来演化为乌兹别克人,仍保持着纯正的维吾尔语,只是与新疆的维吾尔语有细微的差别。例如,个别字母发音略微尖硬,缺乏新疆维吾尔语的那种“元音和谐”。[243] 如今的乌兹别克人,主要居住在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周边与新疆相邻的国家。甘州回鹘人,至今还有一部分后裔存在,称为“裕固”族——我认为他们当中的祖先,也包括高昌回鹘在汗国末期躲避战争而东迁的一些回鹘人,其中有王室家族。还有一些甘州回鹘人,逐渐与当地汉族混血,一部分后来演化成为“回回”,估计是“回纥”的谐音,即如今的“回族”。

根据当代学者程溯洛的研究,综合汉语史料、高昌回鹘语史料和波斯史料,高昌回鹘汗国的领土范围,是以哈密为东界,西至今阿克苏北边的冰大坂,南接于阗—土蕃,北达伊犁河。[244]  这应当是9世纪中期—11世纪的高昌汗国地界。1006年,喀喇汗国的回鹘穆斯林于占领了于阗。注意,高昌回鹘的势力范围之大,直达西北方的伊犁河(汉语史料古作“伊丽河”),确实令人有些意外。1070年代的《突厥语大词典》印证了这一点,提到:“我们乘船过了伊犁水(这是一条大河),朝着回鹘人的方向,我们拿下了明拉克国【回鹘国】。”[245] 

根据《西域境域志》可知,样磨人的国王与高昌回鹘同族,而俄罗斯著名的中亚学者巴托尔德(W. Barthold )研究认为,样磨人原是九姓回鹘中的一支军事游牧部落,并于公元940年之前占领喀什噶尔,940年占领七河地区。[246]  所以,伊犁河流域作为高昌回鹘的领土,应当是样磨—回鹘人所占领并主要居住的,尽管公元8世纪中期的样磨人,曾经被回鹘草原汗国的西征所驱逐。我认为,样磨人可能类似于曾经为突厥汗国东征西讨的特勒—回鹘部落,并非同族,只是语言相通和民俗相近,政治上属于汗国,正如乌孙人曾经作为匈奴单于的远征军,赶走了大月氏人,占领了七河地区。前面还提到,尽管拔悉密的首领是突厥汗王的阿史那同族,却发动革命,联合回鹘与葛逻禄,一起推翻了后突厥汗国。

总之,公元940年前后,应当是高昌回汗国的历史中疆域最大时期,基本上控制着丝绸之路在新疆地区的南北两条干线,并大致包括满清中国1959年所占领的新疆全境。然而,公元960年之后,由于喀喇汗国回鹘皈依伊斯兰教后向异教徒高昌回鹘发动圣战,高昌汗国的领土就逐渐丧失。根据上述的《突厥语大词典》和其它资料,看起来是在公元960年前,高昌回鹘失去了喀什噶尔地区,而公元960年后又失去了伊犁地区。到了13世纪成吉思汗蒙古人征服的时候,高昌汗国基本缩小到了公元841年西迁之后不久的版图。

最后,作为高昌回鹘(也称为安西回鹘),尽管不是新疆的原住民,但从公元841年开始移民定居生活在新疆直到如今,已经有1100年的历史。因此,如今的维吾尔族将新疆视为自己的故乡和领地,这是合情合理的,也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人们通常将维吾尔等突厥语民族视为新疆和中亚地区的原住民,这其中包含着一种可以理解也令人同情的历史性误解。事实上,在回鹘人西迁占领新疆和中亚地区之前,其它种族的土著人就已经在这个地区生活了大约2600年,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住民。语言学家称他们为印欧人,我称之为白种印欧人。

最早生活在中亚地区北部和新疆地区北部的居民,主要是“斯基泰人”,史学家们认为他们是伊朗人种,主要是根据语言和文化风俗的资料所得出的结论。笔者认为,他们属于地中海型南欧人种,并且因此看起来有现代伊朗人种的部分特征,所以我称之为“斯基泰—印欧人”。由于在中国汉代的《史记》和《汉书•西域传》中,称之为“塞”人或“塞种”,[247] 我也称其为“斯基泰—塞人”。同时笔者还认为,最早生活在新疆南部地区的居民,属于北欧人种,因此我称之为“雅利安—印欧人”。中国古书中称其为“塞种”的一支,但自唐朝开始称为“胡人”,因此我也称之为“雅利安—胡人”。另外,居住在东亚草原上被汉语史料称为“北狄”的民族,包括“赤狄”(例如,斯基泰—高车人)和“白狄”(例如,雅利安—黠嘎斯人),将其称为“北亚白种人”,无疑也是合适的。(注:这部分的探讨在这本小册子中省略,详见未来出版的全篇论文)



二、理清维吾尔人与土耳其人之间的区别

维吾尔人和土耳其人,两者之间所谓的共同民族属性和宗教属性,是政治性宣传和宗教认同所刻意放大的结果,是维吾尔族自我意识中的身份失落所导致的心理流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土耳其成为维吾尔人心目中的政治圣地和先进突厥文明的殿堂。

如今的许多维吾尔人,有意无意地与土耳其攀拉关系,以至于汉族人普遍以为,维吾尔族要建立“东土耳其斯坦”,自称“东土耳其人”,而不再是“东突厥斯坦”。同时,一些维吾尔知识分子前往土耳其大学留学,希望能找到振兴维吾尔族并谋求新疆独立的途径。这也不禁让汉族人想到,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士前往苏联留学,对中国政治和社会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事实上,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土耳其一直扮演着一个老大的角色,对维吾尔小弟进行指导、支持和鼓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维吾尔人的民族属性继续通过“被突厥化”而淡化,而宗教属性则继续 “被伊斯兰化”。作为突厥化和伊斯兰化,仿佛一个硬币的两面,自公元10世纪起,一直在异化维吾尔人作为特勒民族而非突厥民族的身份。

新疆维吾尔人和奥特曼土耳其之间非直接的政治联系,始于19世纪末期。时逢南疆的维吾尔反叛力量遭到中国清朝政府的成功镇压,其领袖阿古柏(Yaqug Beg)死后,其残部流亡土耳其获得庇护。同时,伊斯坦布尔对新疆非直接的宗教影响,也开始日益明显,因为这座奥特曼土耳其的首都,是当时新疆穆斯林前往麦加朝圣的中转站。[248] 到了20世纪初期,始于俄罗斯境内的“扎吉德运动”对新疆产生重要影响,并开始采用奥特曼土耳其的教育体系,在维吾尔社会当中兴办新式学校。在这个过程中,伊斯坦布尔的宗教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了一代维吾尔知识分子,正如同一个时期的中国新文化运动,通过苏联俄罗斯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教化了一代汉族知识分子。

历史中的中亚—新疆地区的突厥化进程,通过强制性的伊斯兰化,导致维吾尔人逐渐忘记了自己民族的原来名称。同时,他们也失去了有关自身民族身份的相关历史知识,特别是他们推翻第二突厥汗国之后,在东亚草原上建立了强大的鄂尔混汗国,又在亡国西迁之后成为拥有辉煌文明的“高昌回鹘汗国”——后来演化为维吾尔斯坦,还在帕米尔高原以西建立了“喀喇汗国”,最后演化为乌兹别克斯坦。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尽管突厥人曾经是维吾尔人持续几个世纪的敌人,但是,维吾尔人在14世纪末全面伊斯兰化之后,却逐渐成为“突厥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并且“突厥”竟然成为维吾尔人的民族称号。这样,正如稍后就会提到的,古代维吾尔民族的辉煌文明历史,也就成为了“突厥民族大家庭”包括现代土耳其人的骄傲。

现代俄罗斯和西方学者,将乌兹别克斯坦称为“西突厥斯坦”,将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俄罗斯汉学家尼基塔·比丘林(Nikita Bichurin)在1829年的论文中,首先使用了这两个名称:“最好在这里将布哈里的突厥斯坦称为西突厥斯坦,而将‘中国突厥斯坦’称为东突厥斯坦[…],中国突厥斯坦这一名称,应当更换。”[249] 1867年,俄罗斯占领西突厥斯坦,所以也被称为“俄罗斯突厥斯坦”,与“中国突厥斯坦”相对应。这两个称呼原本是为了区别维吾尔人的乌兹别克斯坦的前身——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喀喇汗国和帕米尔高原以东新疆地区的前身——高昌回鹘维吾尔汗国,但从此却严重干扰了现代学者的地理方位感和现代维吾尔人身份中的地理属性,并将维吾尔民族属性的被迫突厥化,正式移植到西方认知的范畴和叙事语言中。

1933-1934年,维吾尔人在南疆的喀什噶尔建立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有时简称“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制定的国旗几乎是土耳其国旗的翻版,图案完全一致,只是背景颜色不同。“这个新政府在最初发行的钱币打上‘维吾尔斯坦共和国’,但后来钱币和护照上却标注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250] 于是,他们将“维吾尔斯坦共和国”更换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理由是要将其它突厥语民族也包括进来。[251] 于是,昙花一现的维吾尔身份意识复原,再次臣服于政治意识形态。1944-1945年,北疆呼勒佳(伊犁)的维吾尔人建立了第二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仍然保持伊斯兰化和突厥化的属性。[252]

为了进一步理解维吾尔人的独特民族属性,我们有必要澄清一下土耳其人的历史属性和民族属性,从而与维吾尔人进行对比,以此证明两者之间的本质性区别,甚至要比古代维吾尔人与突厥人之间的区别更大。



1、土耳其的起源和形成

“维吾尔”(Uygar)一词,在现代土耳其语中的意思是“文明化的”,由此可见回鹘文明在土耳其人印象中的地位高度。[253]

公元10世纪,在如今的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境内,即伊犁河流域—巴尔喀什湖地区,住着称为“古兹”(古斯,古思Ghuzz)的突厥部落,在成吉思汗时代称为“土库曼”人。[254] 其中的一支古兹人(即现代土尔其人的前身),在其首领塞尔柱(Seljuk)的领导下,于公元985年进入布哈拉(Bukhara)地区(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借机河中地区伊朗人的伊斯兰教萨曼王朝于公元999年10月23日被西回鹘的喀喇汗国消灭后,[255] 趁乱进入河中地区(即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中心地带。[256] 大约在1025年,塞尔柱古兹人(Seljuk-Ghuzz)的首领开始自称“叶护”,[257] 即“十箭”西突厥的汗王曾经用过的王号,相当于“副可汗”[258]。因此,他们应该是西突厥人的后代。这个时期,他们站在喀喇汗国的一边,抵挡另外一个突厥伊斯兰教王国——伽色尼王朝(Ghaznavid)。[259]

需要提到的是,尽管中亚早已成为伊斯兰教的天下,这些塞尔柱古兹突厥人看起来却是例外,因为统治者采用突厥人传统的“叶护”称号,还未采用“苏丹”的称号,说明了他们还没有成为穆斯林。事实上,这个时期他们当中可能有不少基督徒,并一直坚持到13世纪蒙古人征服这个地区。后面的章节会介绍这个地区的古代突厥基督教历史。

1040年5月22日,塞尔柱古兹人在梅尔夫附近(Merv今土库曼斯坦境内马雷市)彻底击败伊斯兰教的伽色尼王朝(Ghaznavid),占领了波斯东北部的呼罗珊地区。[260] 之后的40年里,这些古兹人占领了伊拉克和西波斯,并融入逊尼派的伊斯兰教文化,成为阿拉伯哈里发和逊尼派认可的苏丹国。[261] 1071年,塞尔柱古兹人在其苏丹阿尔珀·阿斯兰(Alp Arslan 1063—1072)的带领下,在马拉兹格特(Malazgirt亚美尼亚人建立的城市,今土耳其东部穆斯省Mus的一个小镇),与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皇帝罗马瑙斯·戴欧吉尼斯(Romanos Diogenes)率领的军队交战,大败东罗马,俘获其皇帝。[262] 在继任苏丹马里克沙(Malikshah 1072—1092)的领导下,1081年,塞尔柱古兹人占领了小亚西亚地区的尼西亚(今土耳其境内,基督教“尼西亚会议”的召开地)。[263] 在1070和1080年代,塞尔柱古兹人在中亚的势力也越发强大,两次进攻河中地区的喀喇汗国,迫使其臣服。[264] 这样看来,伊斯兰化后的突厥人,再次与维吾尔人为敌,延续了公元7-8世纪草原时期就开始的争战。而且,正如格鲁塞所精辟评价的那样,此时的塞尔柱突厥人,“在试图征服西方【西亚】的过程中,他们发现通过伊斯兰圣战的招牌,来为自古以来的突厥人扩张正名,是便利的。”[265]

一系列的争战胜利之后,这些古兹人终于在小亚西亚定居下来,同时这里的自然环境让他们的思乡情结得到满足,似乎是回到了故土伊犁河—巴尔喀什湖流域的吉尔吉斯草原。[266]  他们当时占据了三个地区:在波斯,主要人口还是伊朗人;在叙利亚,除了在安提阿和亚历山大附近,古兹人都是散居的;[267] 只有在小亚西亚的拜占庭的安纳托利亚高原(Anatolia Plateau今土耳其地区),这些古兹人替代了拜占庭的农民,将这里成功地突厥化和伊斯兰化了。[268]  只是,他们的宫廷采用波斯语作为官方语言,直到1275年。这就是为什么12—13世纪的塞尔柱—土耳其人,在其土库曼人身份的核心外,还有一层波斯文化的外衣。[269]  1141年,逃离蒙古草原—中国北方地区的喀喇契丹人侵入并占领了河中地区,在撒马尔罕击败了伊朗化的塞尔柱古兹苏丹;1153年,位于阿富汗巴尔赫(Balkh)附近的“乌古斯人或古兹人,也就是说,与塞尔柱人同属一个族群,”彻底击败塞尔柱古兹人,并成为后来的土库曼斯坦。[270] 注意,格鲁塞在此对于他们是“乌古斯”民族还是“古兹”民族,并不确定,他这样的措辞显然是谨慎的。与此同时,安纳托利亚高原上的塞尔柱古兹人,在科尼亚(Konya今土耳其的科尼亚)古兹苏丹们的带领下,以及经过后来的奥斯曼帝国时代,大大深入了小亚细亚拜占庭地区的突厥化,成为现代土耳其的前身。[271]

在整个11世纪里,来自中亚的古兹人,通过大量的移民,迅速导致了西亚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1071年或1073年,他们当中的一个部族——日益强大的、已经信奉伊斯兰教的塞尔柱古兹人,从埃及人手里夺取了耶路撒冷,[272] 导致包括世界其它地方的基督徒前来朝圣十分困难甚至无法成行。1081年,塞尔柱古兹人在小亚细亚半岛地区的原东罗马的东部领土上,建立了国家,并定都尼西亚。[273] 这个时候,这些突厥人已经占领了小亚细亚半岛全境——只剩下黑海的海岸和半岛的西南角。[274] 所有的古兹部落,包括塞尔柱古兹人,继续不断地征服和扩张,将大片的基督徒居住地改造成突厥穆斯林的统治领地,从而令东罗马和欧洲特别是教皇,感到了严重侵犯和继续升级的威胁。1095年3月,东罗马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Alexius)请求欧洲教皇出兵,解救20多年来一直受到突厥古兹人不断侵犯和威胁的东罗马帝国和东方教会。[275]

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罗马教会就开始酝酿武力夺取耶路撒冷的计划,并发动了历时将近200年的许多次十字军东征。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由教皇乌尔巴诺二世(Urban II)于1095年11月号召至1096年发动,并于1099年7月15号从埃及穆斯林手里夺取了耶路撒冷。[276]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于1102年结束,拥有“双重意图:将基督教从伊斯兰统治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并将基督的坟墓——在耶路撒冷的神圣埋葬地,从穆斯林的控制中解放出来。” [277]

成吉思汗1218年征服西辽,并于1220年消灭了伊朗—突厥穆斯林的花剌子模(Khwarizmian)帝国,占领整个阿姆河地区、伊拉克和东波斯,之后,蒙古帝国在窝阔台大汗的指挥下,于1230—1231年冬,派遣绰儿马罕(Chormaghan)那彦(Noyan,意思是军队统帅)率领3万人马,进攻正在西波斯试图复辟花剌子模帝国的札拉丁(Jalal ad-Din)王子,大获全胜,占领波斯,并在摩罕(Mugan)和阿兰(Arran)平原上驻军10年。1242年,绰儿马罕的继承人拜柱那彦(Baiju 1242-1256任职统帅)率领蒙古军队,进攻当时已经相当强盛的科尼亚(Konya)塞尔柱苏丹国(凯豁思鲁二世苏丹统治时期1237-1245 Kai-Khosrau II),占领额儿哲鲁木(Erzurum),并于1243年6月26日,在额尔赞章(Erzincan)附近的柯查达克(Kozadagh),击溃了由这位苏丹亲自率领的塞尔柱—古兹军队。于是,塞尔柱苏丹投降,成为蒙古帝国的臣属国。于是,蒙古人的铁蹄到了“希腊帝国的边境”[278]——即东罗马帝国的边境。

塞尔柱古兹人在古代的土耳其属于统治阶级,但人口是绝对少数。结果是突厥作为民族严重异化成为“土耳其”。当时在土耳其苏丹境内,有大量的基督徒和教堂,主要是白种的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的。鲁布鲁克的威廉,1253-1255年期间,被法国王路易斯九世差遣出使蒙古帝国,在其游记中记载证明了这一点。谈到古兹突厥的人口数量,他是这样写道的:“论到土耳其,陛下,在10个人里面,连一个萨拉森人【穆斯林】都没有,都是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279]

在突厥的移民征服史中,这一点是重复看到的,正如早期在中亚—新疆地区的那些突厥人,统治着绝对多数的土著印欧白种胡人,并通过主动混血和文化征服甚至文明灭绝,为当地人及其地区,创造新的身份和历史。前面提到,突厥人自身的身份认同倾向于高车白人,但是汉族将他们视为匈奴化的民族。他们从东亚一直向西征服和移民直到亚细亚半岛,是沿着早期匈奴人的征服和移民路线,继承了阿提拉匈奴人的历史性事业。看起来,如今作为突厥人的后裔,正在采用同样的传统策略,大量移民欧洲。

根据不同时代的人们于1245-1900期间在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前身)亲眼所见的记录和游记可知(这些记录者都不是亚美尼亚人),在奥斯曼帝国期间,由于统治者直接和间接的压力,许多亚美尼亚人都皈依了伊斯兰教;事实上,整个奥斯曼帝国的人口,其主要组成部分,是从那些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的基督徒父母(以及犹太人等民族)那里夺过来的孩子们,经过封闭隔离的系统性突厥化教育和伊斯兰教信仰培训而从小长大,成为文化“土耳其人”,并以此为手段来增加“土耳其人”的数量,减少基督徒的数量。[280]  对此,其中一位游记的作者,17世纪的保罗·瑞考特(Paul Rycaut)在1666年的记录中,是这样评价奥斯曼土耳其人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要比他们<这些突厥人>更加开放地吸收各种民族,并用这么多样的花样,来增加所谓的突厥人的数量。”[281]

此外,在英国剑桥大学编订出版的《剑桥土耳其历史》中,土耳其的海克泰普大学(Hacettepe University)历史学教授——阿合买提·亚撒尔·奥扎克(Ahmet Yaşar Ocak),对土耳其人的民族身份来源进行了颇具权威性的说明。根据他的论文《社会、文化和知性生活1071-1453》,[282] 在突厥人到达之前,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土著人身份和数量不详。注意,在这里,这位作者奥扎克并没有说,这些移民是塞尔柱突厥古兹人,而是说,“他们是古兹人,也被称为土库曼人”(这一陈述与格鲁塞的相同),而且,这些人是从“伊朗被大塞尔柱统治者们所驱逐”而来的。[283]“当古兹人到达的时候,根据伊斯兰教的史料,这个地区的居民被称为拉姆人,是当地的原住民,且与在高原西部的希腊人混居,已经是基督徒了。”[284] 在高原东部,主要是格鲁吉亚的亚美尼亚人和雅各派基督徒(属于西叙利亚教会);在高原南部的马尔丁(Mardin)地区,是叙利亚人,说叙利亚语的基督徒。[285] 此外,在高原的东南地区——即“库尔德斯坦”,还有库尔德人(早在阿拉伯人征服时期就接受了伊斯兰教),他们当中的一部分是“雅兹迪人”(Yazidi)。[286]

这些突厥人,他们最近才成为穆斯林,[287] 就是在移民安纳托利高原之后。确切地说,是在马拉兹格特战役之后,突厥人开始大量涌入并定居在安纳托利亚高原,皈依伊斯兰教,并且经过一段时间,就将这里视为新的“故乡”。[288]  在蒙古人入侵西亚的时候,还有一些古兹人也逃到这里。[289] 这些成为穆斯林的突厥移民们,与当地的基督徒混血,“特别是通过从基督徒当中获得女子的做法”,[290] 并令她们皈依伊斯兰教。蒙古人入侵之后,也在这个高原上的优美草原居住下来,从13世纪一直到15世纪,并在13世纪皈依伊斯兰教。这些蒙古人被称为黑塔塔尔,他们与这些突厥古兹人混血,一直在这个地区居住,直到1402年(波斯化—突厥化—蒙古化的)帖木儿帝国的入侵。[291]

这位土耳其的历史学家还提到,根据不同的资料,突厥塞尔柱古兹人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定居后,尽管绝大多数已经成为穆斯林,但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是基督徒,并且是从中亚地区带来的涅斯托利派的基督教信仰(即东叙利亚基督教)。[292] 到了奥斯曼帝国时代,古兹土耳其人当中仍然有一些基督徒,很可能是源于中亚的东叙利亚基督教,或者可能是迁徙到这里之后才皈依基督教东正教派的。[293] 这一点是十分有趣的,因为根据西域学者的研究,在粟特地区和伊犁河流域—天山地区的突厥古兹,在离开这里前往西亚之前,就是一个东叙利亚基督教部落;其中他们的那位首领塞尔柱的儿子,就是一个基督徒。[294]  在后面的章节中,还会提到这个话题。

从以上的探讨不难看出,土耳其人的祖先是源自中亚并且变异很大的突厥移民,他们根本不是维吾尔人,尽管有可能在中亚的时候,与很少数的喀喇汗国中已经突厥化—伊斯兰化的维吾尔人,有微不足道的混血。作为今天的土耳其人,其血统成份则更加复杂,主要是古兹人—伊朗人—叙利亚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库尔德人—蒙古人—其它地中海欧洲人的混血后代,其中古兹作为突厥血统特征已经基本消失(有人会误将蒙古人的特征作为突厥人的特征,因为蒙古人与突厥人同属东亚草原人种),仅仅是突厥民族这一名称符号通过伊斯兰教为载体保持存在。上个世纪,土耳其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所进行的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死亡人数可能高达一百万),以及过去几十年来对信奉伊斯兰教的库尔德人的血腥镇压,显然是数典忘祖了。



2. 澄清有关突厥民族和特勒民族属性的几个历史名称:乌古斯、古斯(古兹)、土库曼、九姓乌古斯、九姓回鹘

在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土耳其语以及维吾尔语的历史资料中,各样的线索构成了一种陈述,混淆了“乌古斯”和“古兹”的概念。对于探讨土耳其人和土库曼人的来源以及他们与维吾尔人的关系,这样的史料陈述,无疑导致问题更加复杂化。前面提到的那位土耳其历史学家奥扎克,他说:“论到突厥人,就是那些乌古斯人移居安纳托利,也被称为土库曼人,即现代土耳其的突厥人的祖先,他们是在马拉兹格特战役之后,才开始成为穆斯林的。” [295]  接着在下一段,他说明东罗马人“已经熟悉那些在罗马军队中服役的古兹(乌古斯)人……”[296] 奥扎克在这里所表达的主要观点,看起来是倾向于,乌古斯人代表着土耳其人和土库曼人的祖先,但他还是迫于某种压力,又将“乌古斯”放进括号,并将“古兹人”放在这里,进行平衡。这种迟疑与挣扎,也表现在格鲁塞的称述中,当然格鲁塞的表达方式更为谨慎一些,他说土库曼人的祖先是“乌古斯人或古兹人,即使拜占庭历史记载中的Ouzoi.”[297] 在此,格鲁塞并没有回避对此的不确定性。问题在于,他在同一段文字中的最后一句,又用肯定的口气说,这些古兹人,就是成吉思汗时代的土库曼人。由此也可以看出,相对于“乌古斯”的音译,“古兹”明显更接近Ouzoi 词根的发音。

对于土耳其人和土库曼人祖先的民族来源陈述,奥扎克看起来是以穆斯林史料为主要依据。著名的《突厥大词典》,于1070年代用阿拉伯语写成,作者是新疆地区喀什噶尔的维吾尔学者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其中说明乌古斯是突厥部落之一,而且,“乌古斯人就是土库曼人。”[298]   那么,这里的问题在于,“乌古斯人”[299] 是谁?作为波斯史学家拉施特(Rashiduddin Fazlullah)主编的《史集》(Compendium of Chronicles),成书于1310-1311年,明显参考了《突厥语大词典》,并进一步提供了详细的陈述,说明了作为维吾尔的建国者们,即“乌古斯”及其追随者,接受了一神论的信仰。[300]  由此说明,乌古斯人就是维吾尔人。然而,拉施特还陈述说,土库曼人是乌古斯人异化的后代;[301] 这是不准确的陈述。这位为蒙古帝国波斯行政区效力的犹太裔波斯学者,起初谨慎地避免将“突厥”与“乌古斯”(维吾尔)混为一谈,[302] 但后来还是忍不住写道:“因此,维吾尔人也是突厥人,他们的居住地靠近蒙古人的地盘。”[303]  这里的地理位置说明确实是在谈论维吾尔人,但根据本章前面的论证可知,维吾尔和突厥人并非同一个民族,而且他们彼此是长达几个世纪的敌人。一位俄罗斯学者指出,拉施特,正如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有时候将亚洲游牧民族统称为突厥人,在某些情况下也统称为蒙古人;这是当时人们日常的习惯性称呼,并非民族名称的术语。[304]  总之,上述的两部著作,至少在说明,乌古斯人是土库曼人,两者都是突厥人——这是不正确的,而乌古斯人是维吾尔人——这无疑是正确的。

大约成书于公元982年的波斯地理著作《世界境域志》(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Hudud Al-Alam”),在其“关于托古斯古兹国家及其城镇”一章中,说明“这个国家的东面是中国,南面是西藏的某些区域和葛逻禄,西面是吉尔吉斯的一些地区,北面也是吉尔吉斯,与托古斯古兹国家全部接壤。”[305] 可见这是相当准确的描述,符合高昌回鹘汗国的地理位置,即大致包括今新疆地区的范围。然而,根据蒙古草原上发现的古代突厥文碑和汉语古代史料,这里的国家和民族的名称应该是“托古斯乌古斯”,而不是“托古斯古兹”。在“关于古兹国家”一章中,这位不知名的波斯作者写道:“这个国家以东是古兹沙漠和河中地区的城镇,以南的一些部分是同一个沙漠和可萨海,西面和北面是阿得水大河。”[306] 这里的沙漠,是卡拉库姆沙漠,河中即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地区,卡扎尔海(Khazar)即里海,“阿得水大河”看起来应该是乌拉尔河。这里描述的是突厥古兹人的国家,虽然已经缩小,但无疑是对西突厥(十箭突厥)领土的继承,后来演化成为领土更小的土库曼斯坦。这个时期,西迁维吾尔人的一部分已经进入帕米尔以西将近一个半世纪,占据河中东部地区并扩张,这应该就是西突厥后裔的领土缩小的原因。

此外,这位波斯作者对突厥人的评价相当负面,但并没有评价“托古斯古兹”人。他写道:“古兹人拥有傲慢的面孔,好争吵,邪恶,坏心肠。” [307]  这似乎侧面说明了,这些古兹人虽然在中亚很久了,但文明程度还是远远落后于先进的回鹘人。根据成书于大约公元942-943年的阿拉伯著作《黄金草原》,[308] 古兹人(拼写为Ghozz)是突厥人,他们显然没有转型成为定居民族,仍然保持游牧民族的传统,[309] 当然这也成为他们向西征服的便利条件。这位作者马苏第(麦斯欧迪),还分别提到突厥人和塔克斯克斯人(Taghizghiz),说明两者不是一回事,然后说明后者的帝国介于呼罗珊和中国之间,在突厥语族中是最勇敢的,国王的名称是伊利可汗;最重要的一点是,还说明在所有突厥语民族中,只有他们信奉摩尼教。[310] 由此可以确定,这是维吾尔人无疑,而“塔克斯克斯”则是“托古斯古兹”即“九姓乌古斯”的变异拼写。稍后马上就会论证,九姓乌古斯,就是草原时期回鹘人的传统民族称号。

注意,这里的地理位置,明显包括喀喇汗国和高昌汗国。看起来可以认为,亡国西迁一个世纪后,帕米尔高原两侧的回鹘人,尚未明显分裂,仍被视为同一个汗国,尽管实际上各自独立运作。再根据国王的“伊利可汗”(Ilikhan)名称,这是高昌回鹘曾经使用过的汗号。[311] 由此说明,西迁之后一个世纪,帕米尔以西的回鹘人和帕米尔高原以东的回鹘人,仍然同属高昌回鹘汗国,而且延续保持了西迁之前的“九姓乌古斯”的传统民族称号。不过,这个时期,帕米尔以西的回鹘人即将皈依伊斯兰教,然后才逐渐丧失回鹘身份的认同,最终形成独立的伊斯兰属性的喀喇汗国。

综合上述的史料,穆斯林史料及其学术界,对于“乌古斯”和“古斯”(或译为“乌古兹”和“古兹”)的用法,是比较含糊的。然后,由于穆斯林统治这些地区太久,非穆斯林的当地书面史料及其陈述已经荡然无存,因此,目前只有参考穆斯林史料的选择。[312] 在那些古代突厥人和维吾尔所立的碑铭中,分别提到“九姓乌古斯”、“八姓乌古斯”、“乌古斯”、“十姓回鹘”、“回鹘”,但没有提到“古斯”(古兹)。此外,作为最早也是最详细记载突厥人和回鹘人的汉语史料,提到“回纥”、“回鹘”、“九姓回鹘”、“九姓”,但是并没有提到“乌古斯”或“古斯”。这里的问题在于,乌古斯人、九姓乌古斯人、古斯人、回鹘人,他们到底是谁,之间的区别何在?这也是学术界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所争论困惑的问题。[313] 关于突厥碑文中的“托古斯乌古斯”,法国的突厥学家哈密尔顿解读为“九姓”,因为“托古斯”是“九”,而“乌古斯”是单词变格后的“姓”,这种解释被广泛接受。[314] 如果只是参考突厥碑文的突厥语部分,是难以反驳这种假设的。但是,如果参考汉语史料,再对比突厥碑文,就能清楚说明这种假说是不成立的。

对于上述这些民族名称的澄清,将直接关系到对当代土耳其人、当代土库曼人和当代维吾尔人身份中民族属性和历史属性的正确理解。下面,就结合那些草原古代碑铭的突厥文和汉文内容,以及唐朝中国的汉文史料,来进行综合详细的考证和论证处理。

首先,根据那些古代草原碑文,也就是突厥人和回鹘人关于自身名称的第一手资料,“九(姓)乌古斯”的拉丁字母转写是“Toquz Oγuz”。[315] 根据现代维吾尔语发音,可以转写为“Toqquz Oğuz”,再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转写为英文字母,应当是“Tokhuz Oghuz”。在突厥汗国的突厥碑文中,例如,《暾欲谷碑》(716-725) 提到“乌古斯”(Oγuz)和“九姓乌古斯”(Toquz Oγuz),都是突厥人的敌人。[316] 在734年的《毗伽可汗碑》中, “回鹘Uyγur”和“乌古斯Oγuz”同时出现,[317] 这也是“回鹘”名称的首次出现,时逢回鹘人建国前夕。注意,上述两个纪念碑都是突厥汗国所立。在回鹘汗国所立的纪念碑中,纪念回鹘汗国第二任可汗的《磨延啜碑》(立于约759年)的北面碑文,在同一个句子中提到了“on uyγur toquz oγuz”,译作“十姓回纥及九姓乌古斯”。[318] 因此,这就说明“回纥”与“乌古斯”两者是有区别的,从而令整个问题更加复杂。这里需要再次申明,“回纥”和“回鹘”,是“维吾尔”的两种近似的汉语音译表达,是一回事。

其次,汉语史料提供了详实可靠的信息,能够协助我们进一步理清这些名称的含义。《新唐书·回鹘上》提到回鹘人建国的时候,占领大片领域,包括北方“悉有九姓地”,并详细列举了具体的“九姓”,首先包括“药罗葛”,并说明这是“回鹘姓也”。[319] 《新唐书·回鹘下》也说明“葛禄与九姓复立回纥叶护,所谓怀仁可汗者也”。[320] 意思是,“葛禄与九姓”推举回鹘叶护成为回鹘汗国第一任可汗,即唐朝所册封的怀仁可汗。根据国学大师王国维对《九姓回鹘可汗碑文》的简要考证,指出《旧唐书·宪宗纪》记载了元和三年(808),“五月丙午,正衙册九姓回纥可汗为登啰里汩蜜施合毗伽保义可汗”。[321] 这可能是汉语古典著作中唯一提到“九姓回纥”的一处,尽管不断提到“回纥”与“回鹘”,但从未提到“乌古斯”或“古斯”。此外,著名的《喀喇巴尔嘎逊碑》,是用三种语言写成。其中突厥语的大部分内容已经损坏,粟特语(索格底安那语)的内容保存得较好,汉语的内容保存的最好。最为重要的是,在该碑的最上方,用汉语刻有“九姓回鹘爱登里罗汨没蜜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并序”,因此也简称《九姓回鹘可汗碑》。[322]

再者,根据碑文的汉语全称,足以说明“九姓回鹘”就是“托古斯乌古斯”的汉语译法。同时,与《旧唐书》的相应记载相对比,可以明确看出这是同一位唐朝所册封的可汗,其中仅有两个音译汉字的区别。《旧唐书》在其回鹘语头衔全称之后还加上了汉语册封的头衔“保义可汗”,而汉语的碑文中只有回鹘头衔全称。此外,粟特语版本的碑铭中,这个称号只比中文多了一个单词,而回鹘语版本中可汗称号的字数要多一些,但基本内容一致。最重要的是,这三个版本的碑文中,都采用“回鹘可汗之碑”的说法,而不是“乌古斯可汗”。[323] 在同时代的唐朝史料中,也是如此,一律采用“回纥”或“回鹘”的称号,而不是“乌古斯”。这就说明了汉语中的“回鹘”或“回纥”,所对应的正是“乌古斯”,尽管在《磨延啜碑》中分别使用了“Uyγur”(回鹘)和“Oγuz”(乌古斯)这两个名称。

最后,通过仔细对比上述的突厥和回鹘碑铭以及汉语资料,可以看出,突厥碑文中的“托古斯乌古斯”——即“九姓乌古斯”、“乌古斯”和“回鹘”,在汉文资料中仅用“九姓回鹘”或“回鹘”来表示。也就是说,唐朝中国的撰文者将他们视为一回事,并解释说明了“九姓”就是“九个姓”,而“回鹘”只是其中一个姓(部落),且“回鹘”部落的首领成为回鹘汗国的第一任可汗。换而言之,“九姓”是九个部落组成的联盟的简称,回鹘是其中的一个部落,姓“药罗葛”,所以后来的回鹘可汗,许多都姓“药罗葛”。也就是说,当回鹘首领成为可汗的时候,回鹘就成为这个联盟的代表性名称,而这九个部落联盟组成回鹘汗国,以回鹘部落为领导核心,于是这个汗国也可以称为“九姓回鹘”。因此,“回鹘”成为了汗国和联盟的名称。这样也就容易明白,为什么《磨延啜碑》将“十姓回鹘九姓乌古斯”并列放在一起,这是因为“十姓回鹘”是这个以回鹘部落为核心的联盟名称,包括“十个部落”,而“九姓乌古斯”则是包含九个部落的联合称号——也就是说,“乌古斯”是他们的民族名称。《新唐书·回鹘上》还说明回鹘又降伏了盟友拔悉蜜和葛逻禄,“总十一姓,并置都督,号十一部落”。[324] 所以,刚建国后的回鹘汗国增加了这两个友邦,成为“十一姓部落”,即“十一姓回鹘”。

此外,根据《旧唐书·回鹘下》,最初回鹘人与葛逻禄人联合支持拔悉蜜,推翻了(后)突厥汗国。《九姓回鹘可汗碑》的汉语铭刻也对此给予了简练的说明(第二、三行):“自拔悉蜜可汗阿史那革命,数岁之间,复得我旧国,于时九姓回鹘、卅姓拔悉蜜、三姓葛罗诸异姓佥曰:……”。[325] 根据《新唐书·回鹘下》,这位“阿史那”就是拔悉蜜的大酋“阿史那施”——贺腊毘伽可汗;但是,大约是在天宝三年(745),葛逻禄与回鹘联合击败拔悉蜜,拔悉蜜逃往新疆地区的北庭(天山北部的重镇,今吉木萨尔);接着还记载说:“至德后,葛逻禄浸盛,与回纥争强,徙十姓可汗故地,尽有碎叶、怛逻斯诸城。”[326] 注意,这里的“十姓可汗”故地,是指西突厥故地。西突厥的后期分为十大部落管理,并发给每个部落首领象征联盟领袖的一支箭,因此西突厥也称为“十姓部落”或简称“十姓”、“十箭 (Onoq)”,汗国的可汗称为“十姓可汗”。[327] 也就是说,拔悉蜜逃亡后,回鹘汗国的“十一姓部落联盟”就变成“十姓部落联盟”,而(至德)758年之后,由于葛逻禄出离移居到西突厥故地,就只剩下原来的“九姓部落”。注意,这里的拔悉密和葛逻禄,本身也包括多姓部落,因此再次说明,“姓”的意思主要是指“部落”或“邦”的名称,并非严格意义的“姓”。

总结可知,突厥人和回鹘人所立的碑铭中,所提到的“乌古斯”和“九姓乌古斯”,是同一回事,只不过前者表示乌古斯民族,后者表示九姓乌古斯民族联盟,这就是为什么碑文常常是以“乌古斯人”和“九姓乌古斯人民”的方式交替出现。作为九姓乌古斯,其中包括回鹘的“药罗葛”姓——即王室部落,包括许多回鹘可汗,例如鄂尔浑汗国的创建者,这部分“乌古斯人”就是碑文中所称的“回鹘”,因为《新唐书》说,“回纥姓药罗葛氏”,[328] “药罗葛,回纥姓也”。[329] 在回鹘汗国成立后,“九姓乌古斯”也可以称为“九姓回鹘”;前者依然代表着部落联盟人民的民族称号,后者则是联邦国家的称号。[330] 至于《磨延啜碑》中的“十姓回鹘及九姓乌古斯”,应当指包括葛逻禄在内的“十姓回鹘汗国”以及核心的“九姓乌古斯部落”,意思是“回鹘联邦汗国及九姓乌古斯部落联盟”。前者是包括十个部落的回鹘联邦汗国,后者是回鹘人所在的相同民族所组成的部落联盟。这样的名称表达确实容易模糊概念,正如当今的“中国”、“中国人”和“汉人”概念。注意,既然是在公元758年之后的某一年,葛逻禄分裂离开回鹘汗国联盟,这就说明《磨延啜碑》所立年代是在分裂之前。

在理清了上述名称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追究的是,“九姓乌古斯”为什么在穆斯林史料中写成“九姓古斯”,这是拼写的误差,还是基于发音的变迁所致?而 “古斯”(古兹)这一名称,又当如何理解?根据草原碑文可知,“突厥汗国”与“九姓乌古斯”长期为敌,尽管他们都属于匈奴—突厥语群体。回鹘人西迁到新疆和中亚地区之后,这种民族矛盾并不会轻易消失。或许,是为了区别西突厥汗国遗留的突厥人和西迁而来的回鹘人,穆斯林史料就将前者称为“古斯”——看起来这是新产生的称呼,后者称为“乌古斯”——延续了东亚草原时期的称呼;同时,拜占庭等西方史料,无法分清这些突厥语群体内部的分支民族属性,就通称为 “突厥”。然而,还是无法理解,为什么会将“九姓乌古斯”写成“九姓古斯”,导致维吾尔人的身份异化成突厥人。

由此可见,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和拉施特的《史集》,这两份穆斯林资料直接将乌古斯人作为土库曼人的祖先,是不准确的。但是,《突厥语大词典》在说明回鹘人的地理位置以及乌古斯、契丹、汉族人的地理位置时,却是相当准确的。[331] 也就是说,这位维吾尔语言学家将“乌古斯”与“回鹘”区分开来,且不再谈到“九姓”的问题。稍后,喀什噶里又说明,回鹘作为一个国家,有五座城市,分别是“唆里迷”、“高昌”、“彰八里”、“别失八里”和“仰吉八里”。[332]  毫无疑问这就是高昌回鹘汗国。作为更早的穆斯林史料,波斯人的《世界境域志》,则将“九姓古斯”与“古斯”作为两个民族区分开来,同时对“古斯”国家的地理位置描述,说明正是后来的土库曼人的国家。那么,综合梳理这两份资料,基本可以认定,土库曼人并非回鹘人的后代,也不是九姓乌古斯人的后代,而是古斯人(古兹人)的后代。[333] 因此,《突厥语大词典》中提到的土库曼的祖先“乌古斯”,其实对应的是《世界境域志》中土库曼的祖先“古斯”(古兹),并非“乌古斯”。总之,“古斯”(古兹)民族,应当是西突厥十姓(十箭)部落的后代——而不是“九姓回鹘”(九姓乌古斯)的后代;而作为土耳其的祖先,正如稍早所提的,最初主要是古斯人(古兹)的另外一支——塞尔柱古斯人(塞尔柱古兹人)。

如果考虑体质和语言特征,如今的土耳其人与土库曼人之间相似,两者都是西突厥的后代——移民西亚后继续与当地的白人(东欧人)大量混血。同时,维吾尔人与乌兹别克人相似,两者分别是高昌回鹘和喀喇汗回鹘的后裔,相对于土耳其人和土库曼人而言,与(印欧)白人混血的程度要轻得多。为了更清楚的理解上述部分的探讨,下面还需进一步探讨澄清“土库曼人”、“塞尔柱人”和“喀喇汗人”的民族属性及其历史属性。

首先,关于“土库曼”这个称呼的来源,也是相当复杂的。这个称呼的另一种音译“突厥蛮”,最早出现在公元8世纪末的中国唐朝史料中,10世纪后半叶开始出现在穆斯林史料中。[334] 这个名称的含义,主要有两个说法:“类似突厥者”——突厥人与当地印欧人混血的后代,或者是“成为穆斯林的突厥人”;[335] 我倾向于前者。[336] 前面提到,格鲁塞最后还是指出,10世纪出现在波斯史料中的“古斯”人,就是“成吉思汗蒙古时代的土库曼人:我们的突厥蛮”。[337] 总之,作为土库曼人祖先的古思民族,应该是西突厥“十姓(十箭)部落”的后代——而不是九姓回鹘的后代,而作为土耳其的祖先,正如稍早所提的,只不过是古斯人中的另外一支——塞尔柱突厥人。需要注意的是,穆斯林的著名史料《历史大全》(The Perfect or The Complete [Work] of History), 其作者伊本·艾西尔(Ibn al-Athir,卒于1233年)将“塞尔柱突厥人”,也称为“乌古斯突厥人”,[338] 这也是不准确的,尽管十分理解这种简化性通称所带来的叙事的轻松与方便。

其次,关于塞尔柱人是古斯突厥人,这一点在拜占庭和西方史料中,是十分清楚的。格鲁塞对此也没有犹豫,直接说明 :“另一个古斯部族,属于塞尔柱人,朝着另外一个方向移动,遇到了更加灿烂的时运:他们征服了波斯和小亚细亚。”[339] 10世纪后期,塞尔柱人在锡尔河北岸崛起后,就帮助河中地区的波斯人的萨满王国,与回鹘人的喀喇汗国争斗。[340] 突厥人与回鹘人一直就是敌人,这是在蒙古草原上就形成的历史传统。尽管是世代宿敌,这并不妨碍曾经是东亚草原的两位老乡联合起来——毕竟两者的语言相通,大约是在1025年,一起对付东波斯的呼罗珊地区已经伊斯兰化的伽色尼突厥国。尽管这种联合很快就瓦解了,塞尔柱人却于1040年独自将伽色尼人赶回阿富汗地区,从而一举成为波斯东部的新主人。[341] 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波斯化的塞尔柱人,没有理由停止继续向西的扩张。1055年,皈依伊斯兰教逊尼派不久的塞尔柱突厥人,占领了巴格达,推翻了统治伊拉克地区一个世纪的什叶派波斯穆斯林的白益(Buyid)王朝。[342] 前面还提到,在1070和1080年代,中亚的塞尔柱古斯突厥人,两次击败喀喇汗国,迫使其臣服,尽管双方都已经皈依伊斯兰教。

最后,关于哈喇汗国建立者的民族属性身份,也是一个复杂的话题。这一段历史的记载,在所有不同语言的史料中都相当匮乏。即使穆斯林史料,最早提到喀喇汗国是在10世纪中期,而汉语史料是在11世纪初期。因此,自从841年一部分西迁回鹘人穿过葛逻禄地区并南下到两河地区(大月氏的西迁路线,即丝绸之路的北线),大约有一个世纪的历史记载资料缺乏。根据现有的不同语言史料可知:

(一)这些回鹘人皈依伊斯兰教的时间大概是在公元950年代。[343] 公元999年,他们击败伊朗的萨满国并占领河中地区。[344] 通常认为,喀喇汗国是西迁回鹘人建立的,但也有说法是突厥人或葛逻禄人。在所参考的历史资料中,足够的迹象和信息说明,这确实是回鹘人建立的汗国,尽管这个国家可能是由回鹘、突厥、葛逻禄、印欧人所组成,但统治者的官方身份是回鹘人。

(二)在前面提到,根据《宋史》的记载,自11世纪初期直到后期,喀喇汗国多次从于阗派遣使者到达中国宋朝,第一次(1009年)“其国黑韩王遣回鹘罗厮温等以方物来贡”,注意这里的“黑韩”正是“喀喇汗”的汉语音译。1081年前来的使者还延续草原汗国时期的传统,称中国为“汉家阿舅”,正如高昌回鹘与甘州回鹘称呼宋朝中国王舅。这就清楚说明了,西迁之后200多年,喀喇汗国的官方身份还是回鹘汗国的延续。

(三)维吾尔人的名著《福乐智慧》(1069),是献给喀喇汗国的可汗布格拉(Bughra),[345] 也足以说明问题。俄罗斯学者巴托尔德也认为,占领巴拉沙衮和喀什噶尔的都是“托古斯乌古斯”,而喀喇汗人是他们的领袖。[346] 总之,无论是锡尔河北部还是南部、河中地区以及塔里木西南,最后都属于西迁回鹘人的喀喇汗国。



3. 维吾尔人在1949年之前所进行的身份复原的努力和斗争

    公元841年回鹘人亡国大规模西迁后,其中一部分人在新疆地区以今吐鲁番和乌鲁木齐一带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鹘汗国,逐渐发展出以东叙利亚基督教为主要宗教属性的辉煌文明。蒙古帝国征服之后,高昌回鹘及其文明深刻影响了蒙古人。14世纪末,伊斯兰教的蒙古察合台汗国,武力征服了高昌回鹘,高昌文明就迅速衰落并消失。需要强调的是,既然高昌维吾尔是现代维吾尔的正宗祖先,那么其高昌文明,无疑是现代维吾尔身份中不可忽视的文明属性,且是重要的。大约一个世纪前,维吾尔人的身份复原运动,只是恢复了民族名称,对于相关的历史属性、地理属性、民族属性的触及,只是蜻蜓点水而已。最最要的是,作为维吾尔民族历史中的(基督教)宗教属性和(高昌)文明属性,则根本没有触及到。因此,虽然这次身份复原运动取得了意义深远的初步成功,但维吾尔人的真实身份,还远远没有恢复。

根据美国的新疆研究学者札斯丁·让·德尔森(Justin Jon Rudelson),正是这种尚未接触伊斯兰教和波斯文化的“纯粹”和“高度发达”的维吾尔帝国文明,[347] 即我所称的“高昌回鹘文明”,深刻影响了土耳其的国父穆斯塔法·凯马尔·阿塔土尔克(译为‘阿塔突厥’更贴切一些;Mustafa Kemal Atatürk 1881—1938)对现代土耳其人“纯粹”的民族和国家身份的重新定位。[348] 于是人们看到,在1922—1923年领导建立土耳其共和国的过程中,阿塔土尔克通过废除伊斯兰教的苏丹制度和教长制,驱逐奥斯曼王室成员,撤销伊斯兰教宗教法庭和学校,禁止妇女蒙面纱等伊斯兰教的服装,终止使用伊斯兰教法典,采用拉丁字母替代阿拉伯字母作为土耳其文字,等等一系列的世俗化的激进改革,将这种“去伊斯兰教化”的新土耳其国家和新民族身份的理念实践出来,并成为土耳其权侵朝野的第一任总统。当然,这位总统有意弱化当时的“泛突厥主义”,重点“鼓励土耳其内部的土耳其民族意识”,[349] 这也是不可忽视的。

19世纪末,源于俄罗斯境内后遭苏联共产党政府镇压的“扎吉德”(Jadidist)鞑靼(突厥)教育改革运动,逐渐演化成为社会革新运动,也无疑为土耳其的这次政治社会变革提供了经验和动力。“扎吉德运动”通过西方式的教育和出版模式,反对伊斯兰教保守势力的束缚。这场运动在西亚和中亚迅速传播,很快就波及到新疆。1900年,呼勒佳(伊犁,伊宁)的一所学校转化为“扎吉德”新式学校开张,由来自阿图什的成功商人家族的侯赛因·穆萨巴耶夫(Husayn Musabayev)开办,并获得了当地清朝中国政府的支持。1902年,这所学校派出一名老师前往伊斯坦布尔,在奥斯曼国家内政部所属的一所学校进修,并于1904年返回伊犁,成为这所新式学校的校长。[350] 后来,在1912年的喀什,通过成功安抚当地“反扎吉德”的影响力人物——阿坤巴耶夫(Akhunbayevs),也是来自阿图什的阿布拉卡迪尔·达莫拉(Adbulqadir Damolla)开办了当地的第一所新式学校。[351] 早在1885年,在喀什噶尔东北大约45公里的阿图什,那位后来到伊犁办新式学校的侯赛因·穆萨巴耶夫,就已经开办了一所采用“扎吉德”课程的小学。[352]

这场迅速传入新疆的新文化运动,最终无法避免演化成一场民族身份复原运动,以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政治革命诉求。“扎吉德”运动类似于中国20世纪初期的“新青年运动”,都是因为受到西方强势文明的刺激而对传统进行反思与鞭挞,致力于文化和社会的变革,谋求民族的现代化发展。尽管如此,伊斯兰信仰作为维吾尔人身份中的宗教属性,在新疆“扎吉德”运动和维吾尔族身份复原过程中,其影响力也是不可忽视的。例如,作为新式学校的热心操办者侯赛因·穆萨巴耶夫,1917年曾去麦加朝觐。[353]

1913年,侯赛因·穆萨巴耶夫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伊斯坦布尔,“向穆哈默德·塔拉特·帕斯要求一名现代教育式的老师,【而这位穆哈默德·塔拉特·帕斯】负责一个机构——旨在土耳其之外推广泛突厥和泛伊斯兰。”后者派出了一位名叫阿合买提·凯马尔[Ahmed Kemal] 的老师。[354]  这位凯马尔与其他六位老师,于1914年3月14日到达喀什噶尔,[355] 后来那六位老师到新疆的其它城市教学。[356] 在阿图什师范学校教书的时候,“阿合买提·凯马尔使用伊斯坦布尔制作的教科书……并告诉学生们,奥特曼苏丹是他们的最高统治者。” [357]

在1910—1920年代, 根据时任新疆总督杨增新的信函与所著书籍可知,他对奥斯曼土耳其的意识形态在新疆地区与日剧增的影响,尤其是针对“大一回教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十分警惕,并采取了一系列抵制措施,包括驱除土耳其教师,关闭相关的学校,严格检查来自土耳其的信函和印刷品邮件,并于1917年明令禁止新疆穆斯林去麦加朝圣,该禁令实施了10年。[358] 早在1879年,英国驻北京的大使曾告知清朝中国官员,奥斯曼土耳其秘密派遣使者进入了喀什。[359]

在1920年代的土耳其,批评者指责阿塔土尔克背叛伊斯兰教,推行世俗化,一味西方化。事实上,阿塔土尔克坚持一党执政这种亚洲政治传统,拒绝西方式民主政治,说明他的做法并非是西化,而是努力恢复土耳其人在接受伊斯兰教之前的“纯粹”民族身份。这就是为什么他强调土耳其人的突厥历史和安纳托利亚早期历史的重要性。而且,这位土耳其的国父,还“下令语言学家,清除土耳其语中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成份”。[360] 阿塔土尔克之所以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时代文化背景:在这世纪之交,俄罗斯等西方学者发现了被遗忘的突厥历史和维吾尔人曾经拥有的历史传奇,并因此产生了“维吾尔主义”。[361]

这种背景下的“维吾尔主义”,所试图代表的是所有突厥语民族的辉煌文明历史。例如,其中一个版本认为,古代维吾尔文明的黄金时代,是所有说突厥语人们的共同历史遗产。[362]  作为维吾尔人曾经的历史荣耀,被视为“奥特曼后期的突厥主义和图兰主义的一部分”,而且这种观点的宣传者认为,“生活在城市里的维吾尔人,自然要比那些原始的游牧突厥人先进”。[363] 在这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将“奥特曼土耳其人、匈牙利人,特别是芬兰人”,视为“最先进的维吾尔人”。[364] 可见,那个时候的土耳其精英们,竭力将自己说成是维吾尔民族,但如今时代变了,维吾尔人努力向土耳其靠拢。

因此,在阿塔土尔克下令修订的“纯粹的新土耳其语词根”中,收录了“维吾尔”这个词根,意思是“文明的”,代替了阿拉伯语中相对应的词根。[365] 可见,是古代高昌维吾尔人在伊斯兰教化之前的“纯粹”民族身份的基础上所所创立的辉煌文明——即本论文所称的“高昌文明”,给了这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土耳其之父坚定的信心和榜样的动力,更何况还有近在咫尺的西方先进辉煌文明的丰富资源可以直接拿来使用。

这样看来,源自蒙古草原的古维吾尔族文明,特别是后来新疆地区的高昌(吐鲁番)回鹘文明,在过去1200多年的亚洲历史中,对东边的中国,对中亚和西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同时,自唐朝中国至蒙古帝国,维吾尔人也被汉族、突厥人,以及粟特和吐火罗的文明所影响,还包括摩尼教和基督教对他们的影响。例如,除了摩尼教、基督教和佛教文献,吐鲁番的考古还发现了回鹘文书中对于中国易学卦象的研究,以及回鹘文翻译的希腊伊索寓言。[366] 汉族人对草原汗国维吾尔人的影响,最明显的证据是汗国末期维吾尔人所立的《九姓回鹘可汗碑》,分别用突厥—维吾尔语、粟特语和汉语书写。此外,《突厥语大词典》提到高昌回鹘不仅使用24个字母的突厥文——即维吾尔字母,官方文牍也使用与秦人文字相似的另一种文字。[367] 因为《突厥语大词典》说明“桃花石”就是“秦人”,[368] 又因为突厥人和维吾尔人所立的碑文,将中国人称为“桃花石”(Tabghach),[369] 所以这里很清楚,高昌回鹘也使用汉字。这是很重的信息,可以从侧面理解,为什么高昌回鹘的佛教文献,都是从汉语翻译成回鹘语且保持双语的版本。另外,后面的章节还会提到,蒙元时期有不少著名的维吾尔族汉语诗人和艺术家,他们卓越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和艺术史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1920-1930年代新疆著名的维吾尔族诗人——阿卜杜克哈里克(Abdukhalik),同样受到“扎吉德”运动的影响,也具有类似的头脑、理念和见识,致力于恢复维吾尔族在被伊斯兰教征服之前的民族身份,并将自己的笔名定为“维吾尔”。同理可证,中国的邓小平在1980年代,以经济建设为口号所发起的改革运动,其实是在恩格斯的共产第二国际路线——即苏联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道路的基础上,进一步施行的“去共产主义化”,从而开始对民族和国家身份重新定位。

总结可知,是非伊斯兰教的高昌回鹘文明,即我所称的“高昌文明”,影响并奠定了现代土耳其的国家和民族身份新版本,尽管那个时代人们对高昌回鹘文明的认知还非常有限。令人遗憾的是,即使到了今天,人们对高昌回鹘文明的认可,仍然是片面的,尤其是关于高昌文明中的印欧文明、汉族文明和东叙利亚基督教的成份,还是处于未知范畴,或者属于“学术言论禁区”。这正是本论文的中心议题,即,以基督教为核心宗教属性的高昌回鹘文明,才是维吾尔历史身份中最为独特的属性坐标。作为维吾尔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的身份认同,严重缺乏民族属性、地理属性和历史属性的足够交集;而强调泛伊斯兰教的属性和泛突厥的政治符号,只能起到淡化甚至边缘化维吾尔独特身份的作用;这与伊斯兰教历史中将维吾尔人泛称为“突厥”的作法,效果是一样的。这种将维吾尔族身份进行同化的泛突厥主义,正是诗人阿卜杜克哈里克和他的“扎吉德”同伴们所努力摆脱的,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尽管是短暂的。我认为,如今,在新疆境内和国际舞台上致力寻求将维吾尔民族属性改版成土耳其并继续深入突厥化的努力,是政治势力和宗教势力希望干扰和绑架维吾尔人身份重建的表现。

在历史中,伊斯兰教通过这种机制化的信仰以及更改维吾尔人和突厥人的书写字母,最为有效地改变了维吾尔族的民族身份,而且连“维吾尔”这个民族名称也更换了。这种宗教文化革命的方式,通过改变语言、名称和术语,修订既有的民族属性,将伊斯兰教和突厥主义定位成为民族新身份的核心坐标。1450年开始,也就是蒙古东察合台汗国在新疆强制推行伊斯兰教的高潮时期,“畏兀儿”这个名称被停止使用,长达近500年。[370]  在维吾尔诗人阿卜杜克哈里克的主要影响下,直到1934年 [371],在苏联外交官格利金·阿普里索夫(Garegin Apresoff)的推动下,以及在后来成为新疆共产主义政府第一届主席的塔塔尔人——包尔汉·沙黑迪(Burhan Shahidi,他也是这位维吾尔诗人的朋友)的关键性倡议下,新疆的盛世才汉族政府才正式决定恢复使用这个历史名称,并确定汉语音译的书写名称为“维吾尔”族。[372]

在恢复“维吾尔”这个名称的前一年,1933年,作为半独立于国民党中国的新疆汉族政府省长盛世才——可能有满族血统,下令处死了维吾尔诗人阿卜杜克哈里克。由于盛世才积极向苏共靠拢,[373] 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积极迫害基督教,[374] 并采取自由主义的民族政策,“承认新疆的十四个民族”,将维吾尔族名列第一,“塔兰奇族”(包括伊犁地区在内的七河地区)名列第二。[375]  这是新疆民族史中的重大事件,维吾尔人的民族身份得到第一步的复原。然而,也在预料之中,当时著名的维吾尔知识分子穆哈默德·艾因·布吾尔陶(Muhammad Emin Bughrato)批评了盛世才政府的民族分类;他坚持认为,“突厥”(Turk,Turki)作为新疆说突厥语的穆斯林的指称,已经足够了,而且“这种分类具有分裂穆斯林并导致突厥人民彼此对立的危险”。[376] 从这一观点可以再次看出,“突厥”这一名称,如同冰山一角,水面下是“泛伊斯兰教”和“泛突厥”的宗教政治体系,在突厥语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当中的利益。需要注意的是,“乌兹别克”被盛世才政府列为与“维吾尔”不同的民族,尽管他们的祖先也是西迁回鹘人,而且至今与维吾尔族的语言仍然是几乎相同的。

时至今日,一些用英语写作的学者,仍然沿着这样的观点路线,使用“突厥”(Turki)作为维吾尔人的名称,并辅以借口,[377] 且使用“东突厥斯坦”(Eastern Trukestan)而不是“维吾尔斯坦”作为地名,[378] 或者是相对保守的姿态,将维吾尔人列为广义的突厥族群中的一员。[379] 作为当代维吾尔研究学者大卫·布罗非(David Brophy),他将维吾尔人从突厥人当中清楚而合适地区分出来,仅仅称之为“说突厥语的人”。[380] 他在评论1920年代的维吾尔身份运动时说:“关于突厥或穆斯林的一体化措辞,我认为,应当视为主要是表达一种政治立场……并非一种理论姿态,来表达理想的民族界限。”[381] 令人遗憾的是,除了政治立场,再加上宗教和意识形态的立场,导致甚至在学术界,如今的人们还是无法完全接受维吾尔人独立的非突厥民族身份。

与历史中针对维吾尔民族的“泛突厥”和“泛伊斯兰”的宣传套路类似,如今的中国新疆政府将维吾尔族列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即我所称的“泛中华主义”(中华民族大家庭)和“泛共产主义”——并将那些认为“新疆地区各民族不属于中华民族”的说法,一概视为“反动论调”。[382] 事实上,根据我对汉朝和唐朝史料的研究,维吾尔人应当属于那些汉语史学家和官方朝廷所称的“中夏民族”,即“中夏民族大家庭”的一员。[383]  “中夏民族”包括黄河以北的东亚和北亚草原——即“中夏地区”的许多民族,其中有印欧白人民族、匈奴人、特勒人、维吾尔人、契丹人、蒙古人、女真满族,等。“中华民族”主要包括黄河以南以及后来的长江以南——即“中华地区”的不同民族,后来主要是指汉族。“中华”与“中夏”这两者合一,即是中国历代和现代政府所说的“华夏”。最近几十年里,中国政府和知识分子们,包括2018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似乎都在回避“华夏民族”和“华夏文明”的说法。

无论如何,通过1920-1930年代兴起的“维吾尔主义”的文化浪潮,维吾尔知识分子们致力于“维吾尔”民族称号的复原并取得的成功,虽然继续面对挑战,却在历史中依然坚立。我建议,当代的维吾尔精英们,应当更进一步,强化一个世纪前的这一胜利,将现代维吾尔人(或许也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定论为“匈奴”和“特勒民族”的后裔,属于“特勒语民族”,而不是“突厥语民族”。

“维吾尔”这个名称的恢复,作为主要的贡献者之一,通晓汉语和俄语的维吾尔诗人阿卜杜克哈里克,他于1920年代在苏联境内学习过三年,本人也成为一名“扎吉德”分子。[384]  通过阅读中国史书,以及后来结识了一些俄罗斯的突厥研究学者,他发现了自己民族的本来名称、历史来源和逝去的文明。[385] 此外,还有一些重要因素和人物,也导致了“维吾尔”名称的复原。例如,1918年2月,在阿布杜拉·罗斯巴切夫(Abdullah Rozibaqiev)的领导下,塔兰奇(七河地区和准噶尔地区)的维吾尔人在阿拉木图(今哈萨克斯坦的城市)成立了名叫“维吾尔”的俱乐部。[386] 还有一位著名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名叫纳匝尔火者·阿卜杜撒马道夫(Nazarkhoja Abdusamadov);他是来自卡勒札特(Ghaljat今哈萨克斯坦境内与新疆伊犁地区交界处)的塔兰奇人,早在1910年代,他就使用“维吾尔之子”作为自己的笔名。[387]  此外,一位塔兰奇的学生,名叫阿布杜拉哈维·穆罕穆迪(Abdulhayy Muhammadi),他在塔什干(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学习的时候写了一首题为“我年轻的心”的诗歌,1922年发表在《维吾尔青年》杂志上,其中提到“维吾尔斯坦”。[388] 1926年,这位学生在莫斯科发表了《维吾尔语拼写规则》。[389]

总之,受到“扎吉德运动”影响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和其他精英——主要来自塔兰奇和吐鲁番(高昌),他们所致力推动的身份复原运动,本质上是脱离自东察合台蒙古穆斯林征服后对维吾尔身份的异化,以及脱离来自奥特曼土耳其的泛突厥和泛伊斯兰的进一步异化。然而,在喀什噶尔地区,作为新疆的伊斯兰教中心,“扎吉德”改革却明显缺乏对维吾尔名称复原的热情,或许是因为喀什噶尔的维吾尔人,他们作为伊斯兰教的喀喇汗国的后代,并且由于他们的祖先与印欧白人原住民的混血程度高,导致他们作为维吾尔身份的历史意识,要淡漠得多,正如他们的近亲,隔着帕米尔高原居住在西面的乌兹别克人。

尽管始于20世纪初期的新疆“扎吉德”新文化运动,起初并非旨在谋求维吾尔族的政治独立,[390]  但民族称号的成功复原,必然会唤起有关回鹘汗国的历史记忆,从而导致政治新身份意识的需要。于是,始于俄罗斯境内后经奥斯曼土耳其宣传的“双泛”意识形态 [391],为此提供了理论动力。正如苏联的马列主义,对中国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政治影响。1930和1940年代,“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先后在喀什和伊犁两次短暂建立。在第一次建立的时候,最初制定的国家名称是“维吾尔斯坦共和国”。这个名称无疑是民族称号复原运动的成果。然而,这个名称很快就被“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所代替,由此说明“扎吉德”运动在新疆的发展,最终还是被“双泛”框架所束缚,而作为现代土耳其的建国者阿塔土尔克,却基本上突破了这个框架。

在漫长的历史中,突厥化的伊斯兰教,对维吾尔民族属性与宗教属性的长期异化和牢牢绑定,深刻改变了维吾尔民族及其文明。然而,这种一神论宗教的得胜,其实并不彻底。人们可能会感到惊奇,回鹘人祖先所信奉的萨满教,在今天维吾尔人民的生活中依然存留并活跃着。根据一位当代维吾尔族人类学者的观察研究,“当前维吾尔民众中找萨满的有高校教师、政府官员、备考学生以及普通民众。” [392] 由于萨满文化是任何一神论宗教都强烈否定排斥的,所以维吾尔人当中的萨满活动,只能借着伊斯兰教的外衣而进行和保持生存。[393] 这位学者禁不住要问:“为什么萨满文化在维吾尔文化中经久不衰?”,[394] 并且在当今时代的维吾尔人等突厥语伊斯兰教民众中继续流行呢?对此,这位学者深刻指出:

“在这个急剧变化、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人们迫切关注并希望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或者某个具体事件的走向, 甚至有些不能公开的个人隐私的结果。这些问题在伊斯兰教宗教人士那里是得不到具体答案的, 因此, 这种不安全感就把这群信众推向了萨满, 或者说人们是期待生活中有萨满巫师这样一群人为他们排忧解难。”[395]

当今萨满教继续存在并流行,说明伊斯兰教并没有真正满足维吾尔人的宗教信仰属性需求,而更多的是一种掌控民族身份的宗教政治意识形态之传统工具。与此类似,当今中国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信仰体系,也是控制中国人身份的政治意识形态工具。因此,这也说明了维吾尔人的宗教属性仍处于开放状态,伊斯兰教的千年统治并没有彻底成功。这种宗教属性的潜意识开放,无疑加重了维吾尔人的身份危机感。同时,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汉族共产主义政府铁幕统治所导致的“这种不安全感”,也促使维吾尔人急切焦虑地寻求身份的重新定位。因此,“身份重建”的需要,已经成为当今维吾尔群体的重要议题。然而,一些维吾尔人提出“回到伊斯兰教”的倡议,只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作为一神论宗教,在过去的30多年里,已经对维吾尔族的一些精英人士和城市居民,产生了吸引力和影响。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提出(1994)某些社会群体的“无家可归”的人类学概念,之后,迈克尔·杰克孙(Michael D. Jackson)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发展(2000),认为有些人群在这个世界里居住,却始终处于游离不定的“混杂状态”(Hybridity)。[396]  维吾尔族自公元841年从蒙古草原逃亡西迁后,尤其是其高昌文明在14世纪被蒙古伊斯兰教势力剿灭之后,经过500年的伊斯兰化和突厥化,就一直处于这样的游离不定之“混杂状态”。持续近9个世纪的不同异族和异教的交替统治,特别是过去近70年在中国共产党汉族社会主义制度的统治下,这种“混杂状态”所导致的维吾尔族的身份危机感和身份重建的迫切性,如今达到了历史新高度。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主义和土耳其主义,成为维吾尔宗教属性和民族属性不断借贷的属灵资本、心理资本、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本,并在反复以此填补民族身份之混杂空虚感的同时,也令维吾尔身份继续沿着1910-1930年代“民族复原运动”路线而进一步全面重建的可能性,日趋减小。



结束语

“叙述,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一种重要的角色。我们告诉自己的故事或者是我们听到的故事,塑造着我们对自己的理解,而且,因此,也塑造着我们在我们的世界里交流的方式。” [397]

在大约2000年的历史中,匈奴—特勒—维吾尔人的五维属性身份,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变迁和演化,期间伴随着这个民族的荣辱及其文明的兴衰。这些身份的变迁,是因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不同的宗教和政治势力所导致的对身份的解构和淡化,并促使他们建立新的身份。这些新的身份,主要是为了迎合当时的主导性宗教和政治,或者只是为了文明的升级。此外,由于长期受到维吾尔自身、汉族、其它突厥语民族、蒙古人、土耳其人、一些西方人的陈述主题的影响和干扰——出于民族、政治、宗教、意识形态的利益诉求,或者是出于无意,导致即使在学术界,也存在不少误解和误导。因此,本论文试图通过尽量客观的历史研究,就维吾尔族历史身份的陈述,增加一种选择。

有关中亚和新疆及其民族的研究,经常会引发学术之外的情绪和立场,且常常是出于政治正确、宗教正确和民族主义。在这篇论文中,本人无意讨好或得罪任何民族和群体。同时也不需回避的一点是,这篇论文首先是用汉语写成的,因此论文的观点带有汉族认知方式及其学术色彩,且是通过将新疆作为亚洲地理中心的视角。在研究和写作中,我希望能够保持并珍惜学者应有的良知,尽量客观精确地描述历史事实和现象,并进行公正地解读,从而提供针对维吾尔族历史身份的升级版陈述和说法,来推动有关维吾尔族的学术研究。此外,在一些应用性的问题上,我也表达了个人的主观建议。

本论文还致力于促进东西方学者在这个领域的学术交流,特别是围绕一些基于古代汉语史料的研究成果。一些长期困扰学术界的问题和含糊的解读,无论是宏观还是细节,通过对相关的古代汉语文本深刻而广泛的研读和考证,就有可能得到梳理和澄清。对于这些古代汉语文本,中外学者们已经进行过大量的研究,但常常是出于不同的叙事框架和解读角度,甚至是不同的意图。

67033

ISBN: 9780359296262

Copyright: Mark Chuanhang Shan (Standard Copyright License)

Publisher: Chinese Christian Academic Association

Published: January 18, 2019

Language: Chinese

Pages: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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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采用“陈述”这一术语,而非“叙述”或“表述”,尽管这三者的含义基本相同而略有细微区别。

[2] 金建新(主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2010年新疆统计年鉴》(乌鲁木齐: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第77页。

[3] 同上,第78页。

[4] 根据新疆统计局的内部参考资料。

[5] 金建新:《2010新疆统计年鉴》,第92页;同时参考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引言”第5、6页。

[6] René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A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Naomi Walford (tr.),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0; eighth paperback printing, 2002) 19. “Huns”, “Hunni” or “Huna”

[7] Walter Hamilton (tr.), Ammianus Marcellinu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354-378) (England: Penguin Classics, 2004) 411-412. 第411页: “ugly beasts”;第412页: “wild race”.

[8] Arnold Hugh Martin 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4) 193-194.

[9] 刘昫:《旧唐书》(公元945年),列传145“回纥”(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3535,3547页。

[10] Wheeler M. Thackston (tr.), Rashiduddin Fazlullah’s Compendium of Chronicles (Cambridge, USA: Harvard University, 1998) 74.

[11] Justin Jon Rudelson, Oasis Identities: Uygur Nationalism Along China’s Silk Roa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7) 5.

[12] James A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208. “The Organization of Workers and Farmers of Altishahr and Zungharia” took a new name,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Uyghur”.

[13] 俄语的Semiryechye, 哈萨克语的Zhetysu, 汉语的“七河地区”,包括巴尔喀什湖及其河流领域,以及伊萨克湖和楚河流域,大致是天山西段以西和以北的地区,包括今新疆的伊犁河流域。

[14] David John Brophy, Uyghur Nation: Reform and Revolution on the Russia-China Fronti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220, 222.

[15] Justin Jon Rudelson, Oasis Identities: Uygur Nationalism Along China’s Silk Roa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7) 7, 149.

[16] Millward, Crossroads, 208; Rudelson, Oasis Identities, 149.

[17] Millward, Crossroads, 208.

[18] Ibid., 209.

[19] Brophy, Uyghur Nation, 141.

[20] Ibid., 179, 199.

[21] 方汉文:《匈族(Huns)西迁与罗马帝国的崩溃》,刊登于《寻根》(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6期(总第62期),第16-23页,引自第17页。

[22] 魏收:《魏书》,列传91“匈奴”(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565页。

[23]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上、中、下)》,“襄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1045页。

[24] 同上,“庄公”第289,298页; “僖公”第470, 476页。

[25] 同上,“闵公”第310-311页;“僖公”第321,362页。

[26] 同上,“襄公”第948,1072页。

[27] 同上,“宣公”第601,613页。

[28] 同上, “文公”第535-536页;“襄公”第1114页。

[29] 周明初(校注):《山海经》“大荒西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23页。“有北狄之国。皇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

[30] J. P. Mallory and Victor H. Mair, The Tarim Mummies: 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arliest Peoples from the West (London,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Ltd, 2000) 119.

[31]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隐公”,第117页。

[32] 班固:《汉书》,第64上“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771页。

[33] 同上,第2772页。

[34] 司马迁:《史记》,列传50 “匈奴”(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209-2210页。

[35] 班固:《汉书》,第64上“匈奴传”, 第2774页。

[36] 同上,第2776页。

[37] 同上,第2773页。

[38] 魏收:《魏书》,列传第88,“乌洛侯”,第1504页。“世祖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

[39]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列传142 “回鹘上”(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649 页。

[40] 魏收:《魏书》(公元636),帝纪第二“太祖纪”,第 15页。

[41]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5年),第220页。

[42] 钱伯泉:《维吾尔族的族源及其先民的西迁》,刊登于《西域研究》(乌鲁木齐:新疆社会科学院)1996年第3期,第52-56页,引自第52-53页。

[43] 同上,第53页。

[44] 同上,第59页。

[45]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61.

[46] 同上。

[47] 钱伯泉:《维吾尔族的族源及其先民的西迁》,引自第53页。

[48] 范晔:《后汉书》(公元445年),列传第八十“乌桓鲜卑”(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019页:“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

[49] 同上。

[50] 魏徵:《隋书》,列传49,“铁勒”(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260页。

[51] 刘昫:《旧唐书》,“回纥”,第3535页。

[52] 薛居正:《旧五代史》(公元973-974年),外国列传二, “回鹘”(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276页。

[53] 刘昫:《旧唐书》,“回纥”,第3535页。“隋开皇末,晋王广北征突厥,大破步迦可汗,特勒于是分散。”

[54] 同上。

[55] 同上。

[56]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回鹘下”,第4664页。                 

[57] 杜佑:《通典》)(公元801年),边防十五,“薛延陀”(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465-5466页。

[58] 马长寿:《突厥人与突厥汗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8页。

[59] 同上,第50页;杜佑:《通典》),“薛延陀”, 第5465页。

[60]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回鹘上”,第4649页。“突厥已亡,惟回纥与薛延陀为最雄强。”

[61] 刘昫:《旧唐书》,“回纥”,第3535页;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第52-53页。

[62]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回鹘上”,第4657页。

[63] 刘昫:《旧唐书》,“回纥”,第3545页。

[64] 薛居正:《旧五代史》,“回鹘”,第1276页。

[65]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0页。

[66] 脱脱:《宋史》,列传第249,外国六,“回鹘”(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 10890页。

[67] 钱伯泉:《维吾尔族的族源及其先民的西迁》,引自第 61页。

[68] Albert Kamalov, ‘The Uyghurs as a Part of Central Asian Commonality: Soviet Historiography on the Uyghurs’ in Ildikó Bellér-Hann, M. Cristina Cesàro, Rachel Harris, and Joanne Smith Finley (eds), Situating the Uyghurs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Ashgate Publishing, 2007) 31-45, citing 34.

[69] 魏徵:《隋书》,“突厥”,第1249页。

[70] 魏收:《魏书》,列传第87,“卢水胡沮渠蒙逊”,第1489, 1491-1493页。

[71] 魏徵:《隋书》,列传第49,“突厥”, 第1249页。

[72] 令狐德棻:《周书》(公元636年),列传第42,“异域下:突厥”(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615页;李延寿:《北史》(659),列传第87,“突厥;铁勒”(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181页。

[73] 令狐德棻:《周书》,“突厥”,第 615页。

[74] 同上,列传第19,“宇文测”,第307页;马长寿:《突厥人与突厥汗国》,第1页。

[75] 李延寿:《北史》,“突厥;铁勒”,第2181.页。

[76] 哈萨克斯坦出土的7世纪突厥兵马俑,和中国出土的隋唐兵马俑,两者的武士头盔形状看不出区别,都是“兜鍪”。

[77] 这里并没有说明“突厥”这一外号出自哪种语言。

[78]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1页。

[79] 同上。

[80] 根据如今新疆锡伯族的发音,这个词听起来更像是ai-ri-nia.

[81] 司马光:《资治通鉴》(1084年),卷214,“唐纪30”(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816页。 “安禄山者,本营州杂胡。”

[82] 刘昫:《旧唐书》,列传第150上,“安禄山”,第3651页。

[83] 同上,列传第54,“哥舒翰”,第2178页。 “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公父是突厥,母是胡。”

[84]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列传第150上,“逆臣上:安禄山”,第4853页。

[85] 魏徵:《隋书》,“突厥”,第 1249页。

[86] 马长寿:《突厥人与突厥汗国》,第38页;魏徵:《隋书》,列传第32,第1063页。 “其内多有群胡”。

[87] 郭沫若:《中国史稿》,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4页。

[88] 魏徵:《隋书》,“突厥”,第1258页。

[89] Sergei Vladimirovich Kiselev, The Ancient History of Southern Siberia (Chinese version volume II; Institute of Ethnic Studies, Xinjia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985) 48-49, 118.

[90] 魏收:《魏书》,列传第91,“高车”,第 1561页。

[91] 班固:《汉书》,第64上“匈奴传”,第2771,2776页。“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诸夏为敌国,……” 这里说明了匈奴既是夏之后裔,同时又与诸夏为敌,似乎意指匈奴并非真正的夏民族。我认为,这里所说的“诸夏”,是不同的白人民族,包括赤狄与白狄,而匈奴可能是被“夏化”的民族。

[92] 同上。“俗云匈奴单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妹不从,下为狼妻而产子,后遂滋繁成国,故其人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嗥。”

[93] 同上。

[94] 同上。“其种有狄氏、表纥氏、斛律氏、解批氏、护骨氏、异奇斤氏。”

[95] 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18-219页。

[96] 同上,第 226-227, 232-233页。

[97] 同上,第252页。

[98] 令狐德棻:《周书》,“异域下:突厥”,第616页。

[99] 李延寿:《北史》,第2183页。

[100]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 121页。

[101] 魏徵:《隋书》,“铁勒”,第2193页。

[102] 令狐德棻:《周书》,“突厥”,第 616页。

[103] 宋濂:《元史》,列传第9,“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981页。

[104] 耿世民: 《回鹘文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研究》,刊登于《考古学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1980年第4期,第515-529页,引自第516, 518-519页。

[105] Thackston, Compendium of Chronicles, 74-75.

[106] 笔者认为,柯尔克孜人,即隋唐时期的黠嘎斯人,是印欧白人乌孙的后代,从种族的角度来看,不应该属于特勒族群,或者说,是属于归化特勒族群的异族。

[107] 钱伯泉:《维吾尔族的族源及其先民的西迁》,引自第 56页。

[108] Thackston, Compendium of Chronicles, 28-29.

[109] 同上,第29页。 “At the time all [Mongols] were infidels, but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they and their families too became monotheists.

[110] Aloys Sprenger (tra.), Meadows of Gold and Mines of Gems (London: The Oriental Translation Fund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841) vol. I, 407, 409.

[111] 魏徵:《隋书》,“铁勒”,第1260页。.

[112] 同上,“突厥”,第1250页。

[113] 同上,“铁勒”,第1261页。

[114] 同上,“突厥”,第1250页。

[115] 魏收:《魏书》,“高车”,第 1561, 1563页。高车人“男女大小皆集会,平吉之人则歌舞作乐,……” “高宗时,五部高车合聚祭天,众至数万。大会,走马杀牲,游歌吟忻忻,其俗称自前世以来无盛于此。”

[116] 段连勤:《隋唐时期的薛延陀》 (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 第7页。

[117] 同上。

[118] 刘昫:《旧唐书》,“回纥”,第3537, 3539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回鹘上”,第4652-4653页。

[119]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198页;尚衍斌: 《漠北回鹘汗国政治体制初探》,刊登于《西北民族研究》(兰州:西北民族大学)1995年第1期(总第16期),第 13-25页,引自第20页。

[120]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211, 217页。

[121] 同上,第3页。

[122] 刘昫:《旧唐书》,“回纥”,第3535页。

[123]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31. “Turkic will indicate the broader ethnic and linguistic category which includes Turkish, Uyghur, Uzbek, Kazak, Kyrgyz and others.”

[124] 钱伯泉:《维吾尔族的族源及其先民的西迁》,引自第 53页。

[125] 同上。

[126] 同上,引自第56, 59页。

[127] 魏收:《隋书》,“铁勒”,第1261页。

[128] 刘昫:《旧唐书》,“回纥”,第3535页;

[129]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92页。(Tonyyukuk Inscription)

[130] 同上,第96, 98, 105页。

[131] 同上,第 115页。(Kul Tegin Inscription)

[132] 同上,第124页。

[133] 同上,第133页。

[134] 同上,第148页。(Bilga Inscription)

[135] 同上,第154, 163页。

[136] 同上,第148页。

[137] 同上,第207页。

[138] 同上,第213页。

[139] 林幹、高自厚:《回纥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02- 403页。(Karabalghasun Inscription)

[140] 刘昫:《旧唐书》,“回纥”,第3537页。

[141]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159页。

[142] 同上,第160页。

[143] 同上,第133页。

[144] 段连勤:《隋唐时期的薛延陀》,第 9页。

[145] 马长寿:《突厥人与突厥汗国》,第6页。

[146]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194页。

[147] Vladimir Minorsky, “Tamim ibn Bahr’s Journey to the Uyghur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12, No. 2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n behalf of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48) 275-305, citing 286. ‘It is pretty clear that the term “Nine Oghuz” did not apply to the Türk nucleus of the Eastern Türk federation, nor to the Ten Arrows of the Western Türk federation.’

[148]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52; Brophy, Uyghur Nation, 23.

[149] Brophy, Uyghur Nation, 27.

[150] Kamalov, ‘Soviet Historiography on the Uyghurs’, 33–34;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ix.

[151] Brophy, Uyghur Nation, 48.

[152] 同上。

[153]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ix.

[154] 刘昫:《旧唐书》,“突厥上”,第3509页;“突厥下”,第3523页说:“西突厥本与北突厥同祖。”这里的“北突厥”即“东突厥”,前者是从中国的地理角度进行的定位,后者是从分裂前的突厥汗国整体的角度进行的定位。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第41-42页。

[155] 刘昫:《旧唐书》,“突厥下”,第3528页;“回纥”,第3536页。

[156] 同上;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第46页。

[157] 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第60-61页。

[158]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回鹘上”,第4651页。《九姓回鹘爱登里罗汨没蜜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并序》中汉文的音译名字是“骨力悲罗”。

[159] 厉声:《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36页;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113-114.

[160]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193-194页。

[161]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回鹘上”,第4651页。

[162]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92页。

[163] 林幹、高自厚:《回纥史》,第396,398,402-403页。

[164]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198页。

[165] 同上,第203页。

[166] Heinrich Härke, ‘Letter from Siberia: Fortress of Solitude’, Archaeology Archive, Volume 63 Number 6, November/December 2010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America, Boston, New York City) Archaeology Archive web site ( https://archive.archaeology.org/1011/etc/letter.html; accessed on September 30, 2018)

[167] Larry Clark, ‘The Conversion of Bügü Khan to Manichaeism’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ichaeism et al., Studia Manichaica: IV. Internationaler Kongress zum Manichäismus, Berlin, 14.-18. juli 1997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0), 83-123, citing 115.

[168] 同上,第86页。

[169] 李树辉:《试论摩尼教消亡的时间》,刊登于《世界宗教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08年第4期,第110-117页,引自第111页。

[170] Larry Clark, ‘The Conversion of Bügü Khan to Manichaeism’, 107, 109-110.

[171] 同上,第112-113页。

[172] P. Y. Saeki, The Nestorian Monument in China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28) 231; 刘昫:《旧唐书》,“回纥”,第3537页。回纥王子率军与唐朝名将郭子仪联军。

[173] 林幹、高自厚:《回纥史》,第403页。

[174] 刘昫:《旧唐书》,“回纥”,第3537页。

[175]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120-121.

[176] 刘昫:《旧唐书》,“回纥”,第3541页。

[177] 同上。

[178] 同上,第3542页。“共破吐蕃等十余万众,斩首五万余级,生擒一万余人,驼马牛羊凡百里相继,不可胜纪,收得蕃落五千余人。”

[179] 同上,第3545页。“七年八月,回纥遣使献败吐蕃、葛禄于北庭所捷及其俘畜。”

[180] 同上,第3545-3546页。“长庆元年……回鹘奏:以一万骑出北庭,一万骑出安西,拓吐蕃以迎太和公主归国。”

[181]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唐纪62”,将回鹘亡国的记载放在“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下开成四年”,即公元840年,然后又将乌节可汗继位并“南保错子山”的记载放在“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下会昌元年”,即公元841年;但是,在“会昌元年”这一条款的最后一段,又说明“初,黠戛斯既破回鹘……”。可见,时间还是会昌初年。

[182] 刘昫:《旧唐书》,“回纥”,第3547页。

[183] 刘昫:《旧唐书》,本纪第18上,“武宗”,第399-400页。

[184] 同上,第401页。

[185] 薛居正:《旧五代史》,外国列传第二,第1276页。

[186] 脱脱:《宋史》, “回鹘”,第10890页。“会昌中,其国衰乱,其相馺职者拥外甥将庞勒西奔安西。”

[187]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46,唐纪62,第7942页。

[188] 厉声:《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41页。

[189]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中华书局,1961),第318页。

[190] 刘昫:《旧唐书》,第 3547页。 “有回鹘相馺职者,拥外甥庞特勤及男鹿并遏粉等兄弟五人、一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又有近可汗牙十三部,以特勤乌介为可汗,南来附汉。”

[191] 尚衍斌:《漠北回鹘汗国政治体制初探》,第13-25页,引自第15页。

[192] 刘昫:《旧唐书》,第 3547页;厉声:《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45页。

[193] 荣新江:《大中十年唐朝遣使册立回鹘史事新证》,刊登于《敦煌研究》(兰州:敦煌研究院)2013年第3期(总第139期),第128-132页,引自第129页。

[194]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第125页。

[195] 厉声:《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43页。河西回鹘由一些分支组成,例如,贺兰山回鹘、秦州回鹘、凉州回鹘、合罗川回鹘、肃州回鹘、瓜州回鹘,等。

[196] 薛居正:《旧五代史》,外国列传第二,第1276-1277页。

[197]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52,“唐纪68”,第8164页:“八月,归义节度使张义潮薨,沙州长史曹义金代领军府。制以义金为归义节度使。是后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回鹘陷甘州,自馀诸州录归义者多为羌、胡所据。”同时参考厉声主编的《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43-44页。

[198] 脱脱:《宋史》,“回鹘”,第 10890-10891页。

[199]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第125页;厉声:《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44页。

[200] 脱脱:《宋史》, 外国六,“于阗”,第10887页。

[201] 厉声:《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44-45页;Grousset, The Empirey of the Steppes, 第125页;宋濂:《元史》,列传第8,“速不台”,第1966页。“速不台奏,愿从西征。帝命度大碛以往。丙戌,攻下撒里畏吾、特勤、赤闵等部,……”

[202] 厉声:《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45页。

[203] 同上。

[204] 同上,第47-48页。

[205] 薛居正:《旧五代史》,外国列传第二,第1276-1277页。 “会昌初,其国为黠戛斯所侵,部族扰乱,乃移帐至天德、振武间。时为石雄、刘沔所袭,破之,复为幽州节度使张仲武所攻,余众西奔,归于吐蕃,吐蕃处之甘州。”

[206] 刘昫:《旧唐书》,第3548页。

[207] 同上。

[208] 欧阳修和宋祁:《新唐书》,列传第140下,“突厥下”,第4619页。“及其破灭,有特庞勒居焉耆城,称叶护,余部保金莎领,众至二十万。”

[209] 厉声:《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42-43页;刘昫:《旧唐书》,第3547-3548页。注意,《旧唐书》这里说,跟随乌介可汗的是13部,但是具体列举出来的是14部,包括投奔室韦的两部。因此,如果13部是准确的数据,那么投奔室韦的只能是1部,而不是2部。

[210] 刘昫:《旧唐书》,本纪第18上,“武宗”,第403-404页。

[211] 同上,第3548页。

[212] 同上;欧阳修和宋祁:《新唐书》,第4664页。“黠戛斯怒,与其相阿播将兵七万击室韦,悉收回鹘还碛北。”

[213] Clark, ‘Bügü Khan’, 107.

[214] Millward, Crossroads, 52.

[215] Ibid., 208. “Russian Orientalist scholar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had proposed that the Muslim inhabitants of the Xinjiang oases were Uyghur by virtue of descent from the Turfan Uyghur kingdom and the Qarahahanids.”

[216] 厉声:《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45-46页。

[217]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125.

[218] 刘昫:《旧唐书》,“回纥”,第3548-3549页。

[219] 同上,第3548页。

[220]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 (1070年宋朝成书),卷128(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693页;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49,唐纪65,第8059页;荣新江:《大中十年唐朝遣使册立回鹘史事新证》,引自第129-130页。

[221] 同上。

[222]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第693页。

[223]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49,唐纪65,第8061页。

[224] 同上。

[225]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129,第698页。

[226] 同上。

[227] 同上。

[228] 荣新江:《大中十年唐朝遣使册立回鹘史事新证》,引自第130页,脚注1.

[229] 欧阳修和宋祁:《新唐书》,“回鹘下”,第4664页。

[230] 《资治通鉴》,卷250,唐纪66,第8107页。“黠戛斯遣其臣合伊难支表求经籍及每年遣使走马请历,又欲讨回鹘,使安西以来悉归唐,不许。”

[231] 同上,第8113页。

[232] 王溥:《唐会要》(961年),卷97,《吐蕃》(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 1741-1742页。

[233] 欧阳修和宋祁:《新唐书》,“回鹘下”,第4664页。

[234] 厉声:《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46页。

[235] 同上。

[236] 脱脱,《宋史》,列传第249,“外国六:高昌”,第10887页。

[237] 欧阳修和宋祁:《新唐书》,“回鹘下”,第4664页。

[238]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318页;司马光:《资治通鉴》,第8174页:“初,回鹘屡求册命,诏遣册立使郗宗莒诣其国。会回鹘为吐谷浑、嗢末所破,逃遁不知所之。” 第8181页:“回鹘还至罗川,十一月,遣使者同罗榆禄入贡;赐拯接绢万匹。”

[239]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62,唐纪78,第8559页。

[240] 同上,卷263,唐纪79,第8573页;《新唐书》,“回鹘下”,第4664页:“昭宗幸凤翔,灵州节度使韩逊表回鹘请率兵赴难。”

[241] 脱脱,《辽史》,本纪第二,太祖下(北京:中华书局,第2000年),第14页。

[242]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125.

[243] Richard Schafer, A Muslim Became A Christian, translated from German to English by John Bechard, (England: Author Online Ltd., 2002) 79-80.

[244] 程溯洛:“《宋史•高昌传》笺证”,出自罗炳良(分卷主编)的《宋史研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372-404页,引自第384页。

[245]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231页。

[246] 程溯洛:“《宋史•高昌传》笺证”,引自392-393页。

[247] 班固:《汉书》,“西域传第66上”(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863页:“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

[248] Brophy, Uyghur Nation, 87.

[249] Kamalov, ‘Soviet Historiography on the Uyghurs’, citing 33–34. ‘it would be better here to call Bukhara’s Turkestan the Western one, and Chinese Turkestan the Eastern […] The name “Chinese Turkestan” should be changed.’(1829, 12).’

[250] Millward, Crossroad, 202-203. “the new government struck its first copper coins in the name of the “Republic of Uyhuristan” (Uyghuristan Jumhuriyiti), but later coins and passports were labeled ‘Eastern Turkestan Republic’.”

[251] Ibid., 203.

[252] Ibid., 215-216.

[253] Rudelson, Oasis Identities, 31.

[254]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148.

[255] 同上,第144页。

[256] 同上,第149页。

[257] 同上。

[258]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13页。

[259]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149.

[260] 同上,第150页。

[261] 同上,第151-152页。

[262] 同上,第152页;Julian Chrysostomides, The Byzantine Empire from the eleventh to the fifteenth century, Edited by Kate Fleet,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urkey, Volume I, Byzantium to Turkey, 1071-1453,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6, 10-11.

[263]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153.

[264] 同上,第152-153页。

[265] 同上,第152页。“But they found it convenient, when seeking conquest in the West, to justify the old Turkic expansion under the guise of the Holy War of Islam.”

[266] 同上,第155页。

[267] 同上。

[268] 同上,第155,157页。

[269] 同上,第157页。

[270] 同上,第159-160,164页。“Oghuz or Ghuzz, that is to say, people of the same ethnic stock as the Seljuks—from near Balkh.”

[271] 同上,第164页。

[272] Muslim historical records differ as to the exact year; D. S. Richards (tr.), The Annals of the Saljuq Turks: Selections from. al-Kamil fi'l-Ta'rikh of Ibn al-Athir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172 with footnote 42; 190.

[273] 同上,第153页。

[274] Steven Runciman, The First Crusad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29.

[275] Jonathan Riley-Smith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

[276] 同上,第1-2页;Steven Runciman, The First Crusade, 181, 187, 189.

[277] Riley-Smith,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1-2. “twin aims of freeing Christians from the yoke of Islamic rule and liberating the tomb of Christ, the Holy Sepulchre in Jerusalem, from Muslim control.”

[278]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261, 263.

[279]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Vatch Ghazarian, Armenians in the Ottoman Empire: An Anthology of Transformation 13th-19th Centuries, (Mayreni Publishing: Waltham, Massachusetts, 1997)4-5. “Concerning Turkey, your Majesty shall understand, that the tenth man there, is not a Saracen: nay, they are all Armenians, and Greeks.”

[280] 同上,第xxiv页;第91-92页。

[281] 同上,第92页。“...No people in the world have ever been more open to receive all sorts of nations to them, than they <the Turks>, nor have used more arts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those that are called Turks.”

[282] Social,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life, 1071-1453

[283] Ahmet Yaşar Ocak, ‘Social,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life, 1071-1453’, in Kate Fleet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urkey, Volume I, Byzantium to Turkey, 1071-145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K, 2009) 361-362.

[284] 同上,第361页。 “at the time of the Turk’s arrival the people of the region, called Rum in the Muslim sources, were composed of the original local population which had intermixed with the Greek population of the towns of western Anatolia and had become Christian.”

[285] 同上。

[286] 同上。

[287] 同上,第361-362页。

[288] 同上,第362-363页。

[289] 同上,第363页。

[290] 同上,第364页。“particularly with the practice of taking girls from the Christian population.”

[291] 同上,第365页。

[292] 同上,第364页。

[293] 同上。

[294]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綜论》,第280-281页。

[295] Ocak, ‘Social,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life, 1071-1453’, 361-362. : “Turning to the Turks, the movement to and settlement in Anatolia of the Oğuz, also called Turkoman, who were the ancestors of the Turks of modern Turkey and had only become Muslim, began after the battle of Manzikert (Malazgirt).”

[296] Ibid., 362. “were already familiar with the Guz (Oğuz) Turks who served in the Byzantine armies…”

[297]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148. “the Oghuz or Ghuzz, known to Byzantine chroniclers by the name of Ouzoi.”

[298]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上册),第62页。

[299] 英文字母拼写的方式有多种:Oquz, Oghuz or Oğuz

[300] Thackston, Compendium of Chronicles, 74-75.

[301] 同上,第31页。

[302] 同上,第30-31页。 On page 30 it says “This group was constantly with Oghuz.” And “All the Uyghur tribes are descended from this group”.

[303] 同上,第35页。

[304] I. P. Petrushevsky, ‘Rashiduddin and His Works on the History’ in Yu Dajun and Zhou Jianqi (tr.), Rashiduddin Fazlullah’s Compendium of Chronicles, Chinese translation from Russian versio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3) 33-80, citing 66.

[305] Vladimir Minorsky (tr. from Arabic and annotated), English version translated from Russian by Vasily Vladimirovich Barthold (or W. Barthold) with Preface,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A Persian Geography (Ḥudūd al-ʿĀlam), 372 A. H. --- 982 A.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937) 94. “East of it is the country of China; south of it, some parts of Tibet and the Khalukh; west of it, some parts of the Khirkhīz; north of it, also the Khirkhīz (who?) extend along all the Toghuzghuz country.”

[306] Ibid., 100. “East of this country is the Ghuz desert and the towns of Transoxiana; south of it, some parts of the same desert as well as the Khazar sea; west and north of it, the river Ātil.”

[307] 同上。“The Ghūz have arrogant faces (shūkh-rūy) and are quarrelsome (sitīza-kār), malicious (badh-rag), and malevolent (hasud).”

[308] Aloys Sprenger (tra.), Meadows of Gold and Mines of Gems (London: The Oriental Translation Fund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841) vol. I, “Preface”, 第5页。

[309] 同上,第416页。

[310] 同上,第311页。

[311] 葛玛丽(著),耿世民(译):《高昌回鹘王国 (公元850年—1250年)》(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02>),第47-65页,引自第52页。Geng Shimin (tr.), Annemarie Von Gabain, ‘The Uyghur Kingdom of Kocho (850-1250)’, Journal of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University) 1980 (2), 47-65, citing 52.

[312] Richards (tra.), The Annals of the Saljuq Turks, 8.

[313] Minorsky,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A Persian Geography, 266.

[314]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138-139页。

[315] 同上,第96页:参看《暾欲谷碑》南面第9行突厥文。

[316] 同上,第96页。

[317] 同上,第163页。

[318] 同上,第194页。

[319] 欧阳修和宋祁:《新唐书》,“回鹘上”,第4651页。

[320] 同上,“回鹘下”, 第4670页。

[321] 刘昫:《旧唐书》,本纪14,宪宗上,第288页;王国维:《观堂集林》),“九姓回鹘可汗碑跋”,第20卷,第19页正面。

[322] 碑文名称的英文翻译全称:“Inscription accompanied by preface [in praise] of Ay Tängridä Qut Bulmïš Alp Bilgä Qaghan of the Uighurs consisting of nine tribes for his sacred scholarship and divine martial virtue.” ‘KARABALGASUN ii. The Inscription’, Encyclopaedia Iranica web site (http://www.iranicaonline.org/articles/karabalgasun-the-inscription ; accessed March 20, 2018).

[323] 林幹、高自厚:《回纥史》,第 396,398,403页。

[324] 欧阳修和宋祁:《新唐书》,“回鹘上”,第4651页。

[325] 林幹、高自厚:《回纥史》,第403页。

[326] 欧阳修和宋祁:《新唐书》,“回鹘上”,第4670页。

[327] 刘昫:《旧唐书》,“突厥上“,第3526页。

[328] 欧阳修和宋祁:《新唐书》,“回鹘上”,第4649页。

[329] 同上,第4651页。

[330] 本人在阅读大量网上资料时,其中一个非学术规范的评论见解提出这个观点,笔者深受启发,并在此进行了学术论证。

[331] 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上册),第31页。

[332] 同上,第120, 122页。

[333]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第280页。

[334] 李树辉:《突厥蛮研究》,刊登于《丝绸之路》(兰州:西北大学)2017年第12期,总第349期,第5-10页,引自第5页。

[335] 同上,第5-6页。

[336] 公元751年,已经统治波斯的阿拉伯势力击败中国,成为中亚的主人,统治着占绝对多数的当地印欧和突厥人。既然“土库曼”(突厥蛮)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8世纪末的唐朝史料中,说明他们不太可能是穆斯林突厥人,因为突厥人不至于这么快就皈依征服者的信仰并形成群体规模。

[337]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148. “These are the same Ghuzz who have been known since the Jenghiz Khan era as Turkmen: our Turkomans.”

[338] Richards, The Annals of the Saljuq Turks, 2, 13.

[339]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148. “Another Ghuzz clan, that of the Seljuks, moving in another direction, met with a more brilliant fortune: it conquered Persia and Asia Minor.”

[340] 同上,第148-149页。

[341] 同上,第149-150页。

[342] 同上,第151页。

[343] Wilhelm 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1928) 255.

[344]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第144页。

[345] 同上,第147-148页。

[346] 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254;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145.

[347] 札斯丁·如德尔森在这里表达得有点含糊,尽管说明的是吐鲁番绿洲的维吾尔文化——即我所称的高昌回鹘文明。但笔者认为,在接触波斯和伊斯兰文化之前“纯粹”的维吾尔文明,应该是指在公元763年之前,蒙古草原接触摩尼教之前的回纥文明形态,而不是高昌回鹘文明,而且那个时候才可以称的上是“帝国”。但那个时候,其文化也已经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影响。笔者还认为,在继承回纥文明的基础上,通过吸收唐朝汉族、粟特人、突厥人和吐火罗—印欧文明,配以摩尼教、东叙利亚基督教的影响,而综合创立的高昌回鹘文明,代表了维吾尔族和整个突厥语民族历史中辉煌文明的顶峰。

[348] Justin Jon Rudelson, Oasis Identities, 第31页。

[349] “Pan-Turkism, POLITICAL MOVEMENT, TURKEY”,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web site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Pan-Turkism; accessed 26 July 2018) “instead encouraging Turkish nationalism within Turkey”.

[350] Brophy, Uyghur Nation, 95-96.

[351] 同上,第112页。

[352] Millward, Crossroads, 172.

[353] Brophy, Uyghur Nation, 104.

[354] Millward, Crossroads, 172. “to request a modern-educated teacher from Mehmed Talat Pas, who was then in charge of an organisation promoting pan-Turkism and pan-Islam out-side Turkey”.

[355] 日期和人数,参看厉声:《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69页。

[356] Millward, Crossroads, 173.

[357] 同上。“Ahmed Kemal used textbooks produced in Istanbul. …and the students were told the Ottoman sultan was their supreme ruler.”

[358] 厉声:《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71-172页。

[359] Brophy, Uyghur Nation, 90.

[360] 同上,第143页。“ordered linguists to purge the Turkish language of Arabic and Persian elements.”

[361] 同上,第142页。

[362] 同上,第143页。

[363] 同上,第142-143页。

[364] 同上,第142页。

[365] 同上,第143页。In Atatürk’s new Pure Turkish lexicon (öz Türkçe), the name “Uyghur” was adopted as the word uyğar, substituting for the Arabic madani, meaning “civilized.”

[366] 羽田亨(日)著,郑元方译:《西域文明史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78,80页。

[367] 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上册),第32, 479页。

[368] 同上,第479页。

[369]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94, 96, 203, 222页。

[370] Rudelson, Oasis Identities:, 第5页。

[371] 同上,第 149页;丁宏、张国杰:《百年中国穆斯林》,第204-205页。

[372] Rudelson, Oasis Identities:, 第 149页。

[373] 1938年8月,盛世才秘密访问莫斯科,受到斯大林的三次接见,成为一名苏联共产党员。参看厉声:《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56页。

[374] 1933年,由于维吾尔族和回族的穆斯林暴动而导致省长金树仁辞职后,军队首领盛世才开始控制新疆,并积极联合苏联共产党。同年,和田地区爆发了当时在南疆宣教的瑞典宣教士所称的(维吾尔族)“穆斯林革命”和“第一次迫害”,期间许多维吾尔基督徒被杀。年底11月,“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在喀什噶尔成立。1933年11月—1934年,在盛世才的要求下,同时由于苏联惊觉到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开始合作,于是派红军两次出兵新疆,击败马仲英在北疆和东疆的回族穆斯林的军事势力。1934年初,战败的马仲英回族军队撤往南疆,2月6号占领喀什噶尔,瓦解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1939年9月,苏联红军再次出兵,消灭了南疆的马仲英。在1935年之后,大批苏联人被派遣到新疆,参与政府军队各部门的工作,担任顾问和技术指导。同时,帮助新疆省政府制定了“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而且,盛世才开始逼迫并杀害基督徒。瑞典宣教士称之为“俄国人的时代”和“第二次迫害”。——摘抄自单传航:《新疆基督教史》(波士顿:中国基督教理学会,2009年),第167-170页。

[375] Millward, Crossroads, 208.

[376] Ibid., 208-209. “political implications [that were] threatening to divide Muslim and Turkic peoples against each other.”

[377] Ildikó Bellér-Hann, Community Matters in Xinjiang, 1880-1949 towards a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the Uyghur (Leiden; Boston: Brill, 2008) 49, 51.

[378] 同上,第217,303页。

[379] Millward, Crossroads, 31.

[380] Brophy, Uyghur Nation, 1.

[381] 同上,第247页。“The rhetoric of Turkic or Muslim unity, I suggest, should be seen as primarily expressing a political position…and not a theoretical stance on the ideal boundaries of the nation.”

[382] 《正确认识新疆历史问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刊登于 《人民日报》2018年10月28日第8版(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8-10/28/nw.D110000renmrb_20181028_1-08.htm; 参看日期2018年10月28日)

[383] 根据《汉书》匈奴传第64上,“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诸夏为敌国,……”这里说明了诸夏是在匈奴和中国之间,也就是那些白种狄人;匈奴也属于夏的后代——应该是被“夏化”的民族。隋唐时期,中国将北方草原地区通称为中夏,或夏地。根据《隋书·突厥》可知,隋朝末年,突厥人势力壮大,“势凌中夏”。又根据《唐大诏令集》卷129的《(大中十一年)册回鹘可汗文》,唐宣宗鼓励西迁庞特勤回鹘回到长城以北的草原,重新复国,因为“华夏屏卫,理宜常存”。这里将中国称为“华”,回鹘汗国称为“夏”。

[384] Brophy, Uyghur Nation, 246; Rudelson, Oasis Identities, 149.

[385] Rudelson, Oasis Identities, 148-149.

[386] Brophy, Uyghur Nation, 155-156.

[387] 同上,第139,141页。

[388] 同上,第185页。

[389] 同上,第226页。 “Principles of Uyghur Orthography”

[390]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176.

[391] “Pan-Turkism”,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web site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Pan-Turkism; accessed 27 July 2018)

[392] 热依汗古丽·依玛木:《多元并蓄试论维吾尔族萨满信仰的“混杂状恋”》,刊登于《青海民族研究》(西宁: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第24卷,2013年第2期,第99-103页,引自第99页。

[393] 同上,第102页。

[394] 同上,第99页。

[395] 同上,第102页。

[396] 同上,第101页。

[397] Rodney L. Petersen, Preaching in the Last Day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3. “Narrativ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our lives. The stories we tell ourselves or those to which we listen shape our self-understanding and, hence, the ways in which we interact in our world.”

ISBN: 9780359296262
Copyright: Mark Chuanhang Shan (Standard Copyright License)
Publisher: Chinese Christian Academic Association
Published: January 18, 2019
Language: Chinese
Pages: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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