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传航:《文明的进程 ——基督教在中国的深化发展》

中国基督教理学协会（www.ccaa2009.com） 2013年10月28日

文明的进程 ——基督教在中国的深化发展

作者：单传航

人类历史可以视为是上帝不断教育人类并逐步提升人类文明的过程。这种文明一旦形成，就如阳光和春雨，成为普世恩典，上帝的子民和世人都能享用。上帝教育人类的方法和内容，都记录在《圣经》里，也反映在犹太-基督教文明史中。

耶稣基督的教会和基督教在中国发展到今天，急需进入信仰深化的成熟稳固阶段。信仰的深化，就是指教会和基督徒需要将《圣经》的直接真理和延伸应用真理知识，在个人、家庭、教会和社会中，深刻广泛地实践出来。这样的结果之一，就是影响更新社会文明。

对于基督徒个人，这种信仰的深化，主要表现在有意识地对心理模式进行更新。对于教会，主要表现在开始有意识地影响更新社会文化。只有这样，基督徒个人和基督的教会才能长大成熟，成为山上之城和社会之光，并不可避免地缔造出中国环境里的基督教文明体系。然后，通过这种新文明的结构为载体，对内继续抢救灵魂、更新人心和社会公德，对外进行跨文化的宣教，拓展上帝的国度，影响其它民族的文明，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基督徒和教会在中国社会中有意识地建设基督教文明，这是世界基督教史和中国历史中令人兴奋和极其壮丽的新篇章。

一、《旧约》和犹太文明

文明是什么？我认为，简单地说，文明是人类主动脱离邪恶、愚昧和诅咒而接近真理并获得自由的程度，即伦理道德、客观知识和哲学思想不断提高并接近上帝期盼的过程。因此，文明不是静态的，而是可以不断成长的个人、家庭和社会的生命，类似于一种艺术。文明始于人的心灵，达于人的头脑，显于人的言行。

最理想的社会文明形态应该包括两部分文化要素：以《圣经》为基础的信仰神性文化和以理性逻辑哲学思维模式为基础的人性文化。前者是上帝对人类心灵的启示性教育，后者是人类头脑创造力的责任。两者之间的联合运作，形成最有活力而有发展前途的文明生态。这样的文明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特征，是人类拥有上帝形象的美好标志。

根据《圣经·旧约》记载的初期人类和以色列犹太人的文明发展过程和文明内涵，可以深刻理解和学习理想文明形态的形成原理和四大组成板块：《圣经》神性信仰（神权）——伦理法典（人权）——宪政（管理）——人性自由（文艺）。

基督福音、公共参与及混合主义异端：西学东渐中的中国基督徒群体 / 作者：沈阳

文/沈阳    2013年09月01日

晚清民初，以孙中山为代表，一帮“基督徒”为了中国的民族独立与民主共和浴血奋战。中国社会毫不领情。“非基督教运动”在酝酿，“自由派神学”在中国教会中的影响日益扩大。由于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等人一直没有清理的多元主义和宗教政治化立场，对“因真理 得自由 以服务”的儒家化理解强化了燕京大学的自由派及“三自”色彩。深受民族主义和儒家思想影响的蔡元培、胡适等儒家知识分子抢走了清末革命先驱们的“功绩”，并成功地将其妖魔化。“非基督教运动”加速了在晚清即已发育的多中心秩序的终结。

本文并非简单地叙述历史，而是以此为依据，尤其是以晚晴变迁和燕京大学校训为例，回顾“非基督教运动”，结合近代启蒙思潮对自由的误解，分析基督信仰与公共精神的内在张力。本文旨在指出，主耶稣基督的真教会必须“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加拉太书》6:14），建立于主耶稣基督的“磐石”（《马太福音》16:18）之上；其中关键则是正视《圣经》中所一再面对的、在教会史中不断死灰复燃的“混合主义异端”。

一、 教会大学的创办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促进

最广义的“基督教”进入中国最早的确切记载是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1]；当时称呼为景教。由于教义的不纯正和上层路线，这个教派对中国并没有大的影响。元朝时期，马可波罗访华，是天主教影响中国的早期记录之一。明清之际，奉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加之著名的“礼仪之争”，同样的原因，天主教对华宣教一直处于不利之中。1807年（嘉庆十二年），英国伦敦会的马礼逊来华传教，成为在华第一位新教传教士，并任职于广州英国东印度公司。马礼逊的访华具有重大意义。可以说，这是真教会、真福音进入中国的开始。

鸦片战争之后，对中国的统治阶层和知识精英来说，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变局是全方位的。既有政治的国门逐渐被打开，战败、割地、赔款、求和，等等，又有文化上的大溃散。林则徐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后来是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西学逐步东渐，学习西方从最早的器具到后来的制度，再到后来的思想文化。伴随着西方的洋枪洋炮，在中国，“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加速传播起来。

例如，《黄埔条约》规定：“凡佛兰西人按照第二款至五口地方居住，无论人数多寡，听其租赁房屋及行栈贮货，或租地自行建屋、建行。佛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周急院、学房、坟地各项，地方官会同领事官，酌议定佛兰西人宜居住、宜建造之地。凡地租、房租多寡之处，彼此在事人务须按照地方价值定议。中国官阻止内地民人高抬租值，佛兰西领事官亦谨防本国人强压迫受租值。在五口地方，凡佛兰西人房屋间数、地段宽广不必议立限制，俾佛兰西人相宜获益。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根据这一条款，法国人获得了在华自由传教的权利和治外法权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