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华人基督教传统中的理性缺乏及其诺斯替主义思维模式

 首发：中国基督教理学协会    2021年10月20日

反思华人基督教传统中的理性缺乏及其诺斯替主义思维模式

作者：单传航

        几天前，我们通过理性而温和的对话方式，探讨了华人教会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这样的探讨，不仅十分必要，而且还造就教会，为基督徒提供一种思辨性的提醒。感谢群内参与探讨的几位弟兄姐妹，尤其感谢引发这次讨论的那位姊妹。

        这次探讨所围绕的议题，即理性在基督教信仰实践中的角色和功能，以及理性与顺服上帝旨意的关系，之所以敏感和重要，是因为华人文化中理性薄弱的传统思维方式，长期困扰着华人教会和基督徒的信仰生命状态，导致教会和信徒错失许多成长和蒙福的机会。

        在教会内部，这种轻视理性或忽视理性的习惯，因着华人追求灵性的强烈愿望，误导的效果就更加严重和令人不安。问题在于，这种习惯意识，乃是来自华人文化和华人教会的建制思维传统，包括感觉性的思维模式，以及基督教所排斥的诺斯替主义思维模式。然而，许多华人基督徒并不知道这种几乎成为本能的意识，是来自何种认识论的背景。正如一位姊妹所评论的那样，教会内部的这种主导性陈述——放弃理性分析的完全顺服，确实造成了许多弟兄姐妹们的思想混乱。

        因此，我需要继续借题发挥，面对所有群内群外的弟兄姐妹，力图阐明这个误区，并遵循“凭着爱心说诚实话”原则。与此同时也需要声明，下面的探讨和视角，是基于华人基督教传统中的理性不足的现象和原理，并保持限定在这种汉语基督教的语境体系中。同时，我们也要警醒并避免相反方向的误导思维模式，即理性控制信仰甚至挤兑神学和信仰实践的模式。这两种极端现象，理性不足和理性至上，在如今的华人教会中并驾齐驱，后者虽是少数，但声音洪亮。此外，作为西方拉丁教会的灵性普遍不足，科学主义盛行，与本文的主题无关。

        最后，作为学术性的探讨，我们需要树立这样的自我意识和大格局视角：同样的一句相关陈述，正如这次探讨的导火索，分别放在上述两个极端语境中，理解效果会完全相反。因此，语境的不同，探讨的坐标角度不同，最好在探讨中事先声明，以避免误会，鸡同鸭讲，甚至出现冤情。华人教会当前的主导语境，是理性严重不足，并且造成了许多误导，所以，华人基督徒学者的相关解读和第一反应，自然就会沿着这个思维方向。不论哪种情况，我们的这个主题探讨还是有效展开了，并且辩论双方都有理有节，气度不凡，促使大家因反思而受益。为此，我们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

一、区分华人的四种思维模式：灵性和物性；感性和理性

        我在2007年出版的《教会在中国的未来走向》一书中，针对华人的思维特点，提出并详细区分了两组相对立的四个术语概念。下面是第三章的相关内容摘抄，有助于我们深化理解这次的讨论。

        我们在谈论神学和人类思维特点的时候，需要两组反方向的名词概念：确立灵性和物质性、感性和理性这四个坐标。其中，“物质性”这一名词是为了本章探讨内容的需要而创立的。

        灵性：是指一个人对灵界、超自然力量和对象的兴趣、倾向、敏感和相信的程度，以及相信灵界对这个世界和人类的干涉和影响的倾向性，这是来自人的“灵”的功能。在共产主义无神论体系中，这种有神论的世界观和思维模式被称为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

        物质性：也可以简称为“物性”。是指一个人倾向于认为，世界是在自然和物质的规律控制之下，不相信超自然的灵界、力量和对象的存在，这是一种无神论的世界观思想。或者是认为超自然的灵界、力量和对象不会干涉并参与这个世界和人类，这个物质世界和人类都是按照既定的规律自行运作，这是自然神论的思想观念。

        感性，【即感觉性】，指一个人的思维模式偏重于情绪和感觉，模糊而抽象，容易受到心理和情感的影响。这是东方人思维的主要特点。（注意：人们对“感性”这个词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本书中的“感性”概念是按照这里的定义。）

        理性，指一个人的思维模式偏重于逻辑推理，清楚而稳定，容易受到事实和辩证的影响。这是来自人头脑的功能。这是西方人思维的主要特点。

        综合上述四个概念，我们不难发现，“灵性和理性”并不是一组反方向的概念。不论一个人是偏重于灵性还是物质性，都可以具有理性思维模式。也就是说，理性并不是物质性思维方式的专利。但是在启蒙运动后，那些自然神论或无神论的思想家却把这些概念偷换了，将所有灵性的道理定义为非理性的。接着，他们又进一步定义，非理性的就是不科学的。因此，我们需要澄清理性和灵性的本来概念，明白这两者并不矛盾，而且两者结合就构成最佳的思维方式。

        对于基督徒来说，将上帝创造世界人类万物、耶稣基督的救赎、基督徒的永生、天堂和地狱这些真理作为逻辑推理的基础，是非常理性的，因为基督徒相信这些是事实，所以必须要以事实为逻辑推理的根据。无神论者也是根据他们所相信的事实作为逻辑推理的根据，同样是理性的，只是缺乏灵性而已。因此，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之间，只是理性的标准不同而已。那些认为基督徒信仰是“不理性”的说法，本身就不是理性逻辑的推论，也缺乏严谨的学术性。

        与“理性”反方向的概念应该是“感性”，感性的思维方式是缺乏理性的，是不科学的。与“灵性”相反的概念是“物质性”。在这四种思维模式倾向中，每个人都可能同时具备其中两个倾向性特点，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在无神论者当中，一种思维模式是倾向于物质性和理性；另一种是倾向于物质性和感性。在基督徒当中，至少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倾向于灵性和感性的，另一种是倾向灵性和理性的；其中后者，即理性和灵性的平衡，是最为理想的思维模式，是需要在中国教会和基督徒当中大力推广的。基督徒的信仰和神学，都需要理性和灵性的平衡。

        有人认为，一个人的感性，或者说是感觉，能够独立认知和判断一些事情和道理，并不需要理性的帮助和证明，有人称之为“直觉”或“第六感官”，但这种认识是一种误解，因为，这种独立于理性之外的认知或判断功能，是来自灵性，而不是感性，只是人们常常不容易区分感性和灵性的运作方式。《圣经》中反复强调的“因信称义”，这个“信”（或信心，英文中的Faith），就是灵性的重要功能。在科学和哲学中，几乎没有“灵性”概念的位置。即使在神学中，尽管重视灵性的概念，但迄今为止对“灵性”的理性认识仍然是相当肤浅的。

        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圣经》的教导重视灵性和理性的平衡，比较适合在西方的希腊式理性文化的背景中传播。其它宗教，例如佛教和伊斯兰教，信仰方式是以灵性和感性为主，比较适合在东方的感性文化背景中传播。顺便提一下，有一种说法，认为东方人比西方人更属灵，这其实是误解。东方人更感性一些，重视感觉和情绪，但这根本不是“属灵”的特征，而是肉体血气的特征。

        注：更多内容，请参看《教会在中国的未来走向》第三章“中国教会需要神学建设和发展”，第84-87页。（https://www.ccaa2009.com/2012/08/blog-post_767.html#more）

 二、华人基督徒传统思维中的诺斯替主义旧补丁：感性主导，理性不足

        迄今已有500年历史的新教宗派，即更正教，事实上是理性过度的神学主导信仰的宗教模式。由于教会的崇拜活动将传统的圣礼仪式去掉，主干只剩下讲道，而讲道属于典型的理性密集活动，因此，新教的理性对信仰的控制程度，超过了天主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于是，这种宗派体系中的基督教信仰，成为神学堆积的产物，理性思辨的工程，从而丧失许多宗教属性，且导致灵性实践的效果薄弱。同时，我们也不可忽视更正教的优势，包括重视研读《圣经》，高质量的小组团契，以及神学知识的普及教育。

        欧美的新教，尤其在二战后，由于物质性过度而灵性不足，再加上理性强大，导致神学门派林立如野花野草，一岁一枯荣。与此相反，作为华人基督教（更正教），其理性薄弱，灵性火热，同时由于欧美体系的宣教士并未带来足够的灵性资源，华人基督徒就不知不觉将儒释道和中医传统所遗传在建制化潜意识中的诺斯替主义，拿出来填补这种灵性空缺。这一点，早在1949年之前就形成了气候，代表人物主要是倪柝声，其他教会领袖，包括留美博士宋尚杰在学生时代的灵性体验方式，以及那些脱离西方宣教士的教会传统而独立的本地化教会的领袖们，或多或少也有这种意识倾向。

与此同时，在那个时代，另外一群华人教会领袖，则走向了自由主义路线的反对超自然主义，最后发展到与马列主义无神论体系保持着暧昧的“感性”关系，主要通过“社会福音”与“社会主义”的肤浅共同语言，最终于1990年代形成了“北京神学”体系。

        注意，华人教会的传统诺斯替主义，在中国境内那个传统宗教十分盛行的时代（1949年之前），通过欧美开始崛起并传到中国教会的灵恩信仰模式表达出来，令局势和原理更加复杂。源自欧美的灵恩运动，除了温和灵恩主义的一支，最终自身也难以避免走入诺斯替主义的陷阱。华人教会的灵恩运动，从那个时代直到如今，基本上是从传统诺斯替主义的后门进入基督教的羊圈，更易出现灵性的偏差、失败和严重误区。这是华人教会在初级发展阶段的局限性，正如最初的犹太基督徒甚至包括大使徒彼得，都保留着崇尚割礼的传统文化思维。然而，上帝兴起了保罗，在其《新约》书信中清除了传统犹太主义的酵。

        基督教会在最初的大约五个世纪里，借鉴希腊哲学的严谨理性思辨逻辑的方法论和其既定的哲学建制体系及其名称概念，花了很大力气才清除了西方本身和来自东方波斯甚至印度的诺斯替主义的影响，保证了基督教思维的理性纯洁——朝着“以耶稣基督的头脑为头脑”的正确方向上迈进了一大步。问题在于，时到今日，华人教会却一直没有自我意识到，这种诺斯替主义的传统，早已篡位成为主体，将基督的主体真理压制为客体——高贵的王子给小偷仆人牵马拽镫。从而给魔鬼邪灵留下了漏洞，捆绑了不少基督徒的头脑和心灵，污染了不少基督徒的生命。

       例如，有华人提倡灵意解经；这种模式最明显的发展案例，是倪柝声的门徒李常受炮制的呼喊派（聚会所，召会）异端，属于典型的诺斯替主义，并导致了亚利乌（亚流）主义的异端，最后登堂入室达到“东方闪电”邪教的地步。

        我们都知道，异端邪教以及邪恶的政权，总是努力让信徒和国民放弃理性分析及判断，并高度强调盲目和无条件的顺服，还不断制造出许多感动情绪的时空环境，乐此不疲地排挤理性。

三、从《圣经》中学习讲理的重要性

        基督教非常重视讲理，这也是《约伯记》的重要主题之一。约伯与三位朋友的对话，上帝和约伯的对话，通过上帝的总结说明，整体构成了一种独特思维的神学模型，我称之为“边界思维模式”的“约伯悖论”。

        约伯因自己的悲惨遭遇（魔鬼撒旦的作为）而不服，希望和上帝讲理，为自己辩护：“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我愿与上帝理论。（约伯记13：3）” 约伯不断表达自己的不解和不满，希望能够明白为什么。他的三位朋友，灵性满满，神性咄咄，热情洋溢，纷纷指责约伯通过理性思辨的自我辩护逻辑，认为他是在“用许多言语轻慢上帝”（34：37b），还批评约伯说：“你以为有理，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上帝的公义。（35：2）” 最后的结局却出乎意料，三位朋友虽然大力为上帝辩护，劝说约伯要谦卑顺服，无条件接受上帝的公义，上帝却指责这三位朋友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38：2）” 甚至，上帝还向约伯的三位朋友发怒，批评说：“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42：7b）”

        这无疑是一个生动的《圣经》例子，让我们明白，真正的顺服必须建立在清晰的理性分析基础上，而不是简单盲从，受困于所谓“属灵”的宗教正确。希望与上帝讲理辩论的约伯，受到了上帝的表扬，这说明上帝看重他的人性单纯和理性正直。三位朋友为上帝的公义辩护，却得到了上帝的批评，这是因为他们试图通过神性压制人性，用感性压制理性，且打着灵性的旗号。这就是“约伯悖论”的基本形成原理，人性与神性的分分合合，理性与感性的纠缠起伏，物质性与灵性的忽左忽右，形成我所称的“边界神学”。

        “约伯悖论”还揭示了一个社会学角度的神学议题：约伯希望通过自己的遭遇，明白人生苦难幸福的原因和原理，他想通过理性思辨来解决现实与信仰关系的难题，并认定自己的幸福来自上帝，自己的苦难则不合情理。他的三个朋友并不同意，强调应当无条件顺服既定的现实制度，认为这是上帝公义的神性制度，忽略了约伯的人性其实是在撒旦的制度下遭受苦难。 结果呢，上帝表扬了约伯——理性辩证思维模式，严肃批评了约伯的三位“制度顺服论”的好朋友——感性直线思维模式，并启发约伯的理性边界思维模式。

        这个思辨探讨的过程，说明了“约伯悖论”的两个逻辑方向循环的矛盾交点——苦难是上帝允许的，但并不是上帝所喜悦的。而且，三位朋友所阐述的接受现实的敬虔理论，乌托邦色彩明显，并不能解决现实的苦难问题。信仰不能只停留在个人层面，还要参与公共制度的建设和改进，让社会制度成为个人安全的保护伞。这是政府的责任，需要通过正确行使上帝所赋予的政府权柄（罗马书13：1-7），建立符合真理和上帝悦纳的伦理、政治、经济方面的社会制度。撒旦及其邪恶势力是建制性的，因此只有通过真理和正义的建制才能与之对抗——无论是通过教会的建制还是社会的建制。

       最后，约伯在上帝的耐心启发下获得了启蒙，他“只好用手捂口”，在安静沉默的谦卑中，通过对上帝的坚定信任，实现了理性的飞跃。后来，仿佛复活重生，时光倒流，约伯获得了“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的上帝赐福。如果进一步发问，上帝为什么允许撒旦去迫害约伯呢？那么，这就进入了另外一个悖论：上帝的良善和人类的苦难，或者，上帝的全能与人类的苦难。就此打住。

        根据《以赛亚书》1:18-19，“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 。你们的罪虽象硃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 这里说明，上帝鼓励罪人们进行理性思辨，重视逻辑，明白真理，认识上帝，以便认罪，得到赐福。在43：26还说：“你要提醒我 ，你我可以一同辩论；你可以将你的理陈明，自显为义。”可见，上帝巴不得人们能够理性一些，获得起码的自知之明和基本的逻辑意识，免得继续不可理喻。

         我们明白，群内这句引发探讨的陈述，并非反对理性，因为即使诺斯替主义，也必须要通过人的理性——只是会喧宾夺主，压制理性。也就是说，我们都承认，人无法脱离理性，所以我们争议的层面不在于此。如果这个陈述句换成，“人需要用理性分析琢磨上帝的旨意，但不论是否理解，都要顺服遵守。”我们就会立刻欢喜赞同。事实上，我们应当积极重用理性分析，同时不可忽视心灵的活动。根据《圣经》的教导，爱上帝要“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可12：33）。可见，即使是爱这样的事情，不仅要尽心，也要尽理智；这与华人传统的认知差异甚大，说明“爱”不只是心灵的活动，也是大脑的理性活动，而这里的“尽力”，说明了也会涉及身体的活动。

        在华人教会中，大家通常喜欢引用“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可12：29），尽管两处经文仅仅相距数节而已。而且，如果不查考原文，就难以明白“尽性、尽意”的含义，因为属于比较含糊的汉语概念。在我看来，这又是因为感觉性思维和传统儒释道的诺斯替思维的影响，甚至也受到了汉语传统诗词中文学思维的表达影响。

四、上帝圣灵的真理性和基督徒的理性头脑 

       如果用一句简单直白的话总结，我就要说：理性是上帝的本质属性之一，这是不容置疑的。上帝是理性的上帝，这与上帝是灵的本质没有任何矛盾。每个人都当说，感谢上帝，创造了我们并赋予我们强大的理性。上帝的旨意和命令也都是理性的，因为这是真理及其知识的本质属性。我想大家没有人否认这样的论点。因此，我们当追求理性，如同热心敬虔地追求灵性和神性。

        华人基督教重视并热情追求灵性的传统，属于优势，只是一定要走正路。注意，《约翰一书》5：7教导说：“因为圣灵就是真理。”《约翰福音》1：17b 也说明，“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耶稣也自称是真理（和道路、生命）。由此可见，三一上帝本身就是真理。那么，理解真理和运用真理，理性分析是完全必要且不可缺少的环节，是可称赞的，能够辅助属灵的追求。理性活动在信仰中如同《旧约》时代的祭祀活动，理性头脑应当如同神圣不可侵犯的天使。

       突破华人传统中隐形建制的思维和潜意识，并非易事，需要外力协助提醒，需要一种启蒙，或恍然大悟（我并不乐意使用这个佛教特点的名词，但是基督教尚未影响汉语产生类似的词汇概念），才能通过理性之光和灵性的敏锐，穿透庐山迷雾，看清巍然伫立的真理山峰。因此，建立一座照亮既定体系思维的基督教学术灯塔，十分必要。我正在试图进行的提醒和说明，本身就是相当困难且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因此也就寄希望于圣灵真理的运行，来开启我们的头脑和心灵。

        基督教所强调的信仰之真理性，在现实的基督徒群体中，不论是在理解还是实践的层面，总会打折扣。自然科学也是如此，完美的科学真理公式在物质世界里无法直接存在，也无法完全验证，这是令现代科学之父伽利略十分懊恼的一件事情。然而，真理本身的客观完美性，却不容置疑。信仰真理也是如此，但是会受到各种现实的干扰，仿佛电流受到电阻的干扰。在华人基督教的体系中，可以这样认为，传统的错误建制思维模式，以诺斯替主义为主，电阻极大，类似于绝缘，无法导电，或造成电流极小而不稳定。耶稣基督的比喻，新酒不可装进旧皮囊，是指当时的基督教新酒与传统犹太主义旧皮囊的关系。如果上帝亲自启示的《旧约》信仰所影响产生的犹太主义，都无法与《新约》的福音相配，那么，中国古代的相关传统，即使不考虑撒旦邪灵的背景，岂不更是腐朽而危险的旧皮囊吗？

         希望大家都能认真思考，开足理性的马力，同时祈祷圣灵的启蒙引导和别人的帮助。不仅是华人教会，欧美更正教的教会，也普遍具有反智反知的心理情绪，可能是来自清教徒的传统；只是华人教会在这方面要严重得多。我在2012年曾提醒中国教会当进入保罗时代(ccaa2009.com/2012/11/2012.html)，意思是要进入教会领袖的贵重器皿阶段，尤其说明基督徒学者和学术机构的重要性，提倡“学术使命”，呼吁致力于建立“金银宝石”的学术工程，从而“影响学术界、影响教会和影响社会”。保罗在很多方面，都是基督教领袖的优秀代表，尤其是其学者的身份——他是教会历史中伟大的知识分子，神学之泰斗。在保罗之后的教父时代，属于知识分子作为教会领袖最为辉煌的时代。对于华人教会来说，1930-1940年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布道家和奋兴家宋尚杰牧师，就是一位曾留学美国获得化学博士学位的学者。 

        在此，我需要进行毫无必要的强调澄清（为了多人良心的缘故）：渔夫彼得等人成为了优秀的教会领袖——这主要是上帝的大能和恩典，将弱者重用提拔；只是，我们不可忽视保罗作为学者型教会领袖的独特贡献（书写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新约》），开创了宣教历史——这既是上帝的大能，也是贵重器皿的高起点优势。对此，我们要因着彼得和保罗，将荣耀归于主。

五、合情与合理的意志纠缠

         与此同时，我还必须再次强调——这是十分必要的：基督徒重视运用理性分析来理解上帝的旨意，这是理所应当的。同时，将自己所无法理解的事情，认定为非理性、不合理，这显然是另外一个方向的误区，甚至带着分析哲学的尴尬。例如，先知以利沙让乃缦将军到约旦河水洗七次。作为一名将军，生死战场上训练出来的严格理性思维，认为这根本不合理，就感到蒙羞而愤怒。但是，乃缦的一位仆人启蒙了他，于是他最后放弃了自我意志和感觉情绪——而不是放弃了理性，反而是通过理性的决定，愿意从客体的谦卑角度，将先知视为主体，接受了这条让他无法理解的命令或建议。这才是更大的顺服和信心——因他相信先知的话一定是合理的，虽然并不太合情。于是，这位外邦人的将军就得到了宝贵的赐福。

        也就是说，不要用个人的理性框架控制大于个人的局面，也不要用个人的头脑挤兑大于个人的真理。上帝的命令，例如针对攻占耶利哥城的战役，不合人情，但肯定符合真理，因为上帝是真理之源。 我想，这是建议放弃理性分析一方其实想说明的——上帝的旨意和命令，虽不一定合情但肯定合理。问题在于，这种心里的想法，并未浮出理性的水面，从而未产生言语表达的一致性。注意，我在这里采用“心里的想法”而非“大脑的想法”，也是传统思维的表述，无异于自我搅局。然而，由于我清楚意识到这一点，虽然采用这个表述，其实并不受其建制思维的控制。既然提到华人语境习惯中的这种“心里的想法”，就需要警惕和清除更普遍的“心里的感觉”主导的思维模式。例如，华人的口头禅是“我觉的”，而不是“我认为”，甚至华人学者在探讨学术的时候都这样表达。

        在“感觉思维”的基础上，还延伸产生了其它一些干扰理性的思维方式，例如，情绪思维、意志思维，即中国人所称的“感性”。正如前面提到过，关于感性的概念，中国人普遍误解为感觉性（sentimental）——与理性（rational）独立，其实并非哲学中本来的感知性（sensible）——属于理性的范畴，认知的初期阶段。在基督徒信仰的层面，中国人所说的感性，即感觉性，属于可耻蒙羞的事情，因为成了诺斯替主义进入心灵头脑的便利通道。

       例如，听到不少基督徒作见证，如何在一次感情的流露中，即心理的剧烈感动，通常表现于流泪哭泣，就认定感受到了上帝的旨意，从而下定决心，或奉献或牺牲。这样的合情认定过程，或许真地符合上帝的旨意，但是由于根本不考虑是否合理，忽视理性的把关验证，任凭血气之勇主导决定，在情绪中随波逐流，导致做错决定的风险相当大。

        这些华人传统中的劣根思维模式，我在上周五的教育学讲座中阐明了一些，在此不再叙述。大家可以阅读学习柏拉图有关灵魂的白马黑马论，有助于明白华人传统中的不利思维和有害心理。华人的思维模式和心理模式，主要的问题在于放纵合情的黑马，导致合理的白马被动，因此同负一轭的局面失控，最终拖累了灵性、神性和文明，耽误了丰盛生命的成长——这显然不符合华人的实用主义初衷。

       而且，这种合乎华人文化之情的所谓“感性”思维，与诺斯替主义一起，也不合适地影响了汉语《圣经》的翻译，误导了许多读者。《圣经》的汉语翻译，还出现了道教语境的名称概念。此外，《圣经》的汉语版本中，还存在其它一些汉语传统思维的影响和误导，只是人们习以为常，难以注意到而已。

六、华人传统的非理性思维模式对汉语《圣经》翻译的误导

        汉语《圣经》的翻译，其中包括倾向于采用含糊的多神论语境的“神”，而不采用清晰的一神论语境的“上帝”，以及《约翰福音》中“太初有道”将道教思想概念的直接拿来，都会对读者产生“感性”误导。在神学中，还将“三一上帝论”中的术语翻译成佛教思维的“三位一体”，也属于这种情况。这种异化信仰真理的翻译，通过根深蒂固的习惯性语境思维，将先入为主的建制概念，在人头脑中激活，并影响心灵——如同旧补丁，补在了华人基督教信仰的新衣服上。

        因此，华人基督徒应当积极主动进行理性思考，循理分析总结，建立自己的汉语名称概念，不必寄人篱下。例如，我在2003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约翰福音》第一章中，最好用“理”这一哲学概念代替“道”的概念，从而与希腊原文的哲学概念“逻各斯”（Logos）工整对仗。2006年我又提出，“三位一体”应当翻译成“三者一位”，“位格”翻译成“者格”，才符合产生这个神学模型及其名称概念的原生哲学体系的语境——具体一些，乃是亚历山大城的新柏拉图哲学体系的语境。

        一位姊妹在探讨中提到我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是基于《林前》2：16：“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 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注意，这里的希腊原文并不是“心”，英语版本翻译成“头脑”十分准确。这个原文单词nous，来自希腊哲学中常用的重要名称概念，意思是理性认知的功能；我认为比较精确的翻译应当是“理智”，“智”，引申为“头脑”。再例如，探讨中所引用的《罗马书》 12：2——“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里的“心意”，希腊原文也是nous，即理智，头脑。这节经文很重要，说明了要避免被这个世界洗脑，应当追求头脑（理智）的更新变化，才能“叫你们察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多么美好而重要的真理性教导！

        汉语《圣经》将“理智/头脑”翻译成“心”或“心意”，导致作为中国汉语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读者，马上就会进入传统建制思维来理解，甚至都不会察觉有什么不妥。然而，这并不是《圣经》的本意，而且差别很大。另外，原文《圣经》并没有标点符号，那么，标点符号在现代《圣经》版本中的出现，不仅正面辅助读者理解经文，也同样存在误导性。这一点似乎没有人提到，然而却不可忽视。

        根据《圣经》中这些有关重视“头脑”的教导，可见理性是多么重要；《圣经》提醒我们要重视并追求理性能力。当然，我们并无意忽略“心”的角色。《圣经》中也反复教导关于“心”的功能重要性，及其与信仰的密切关系；原文就是“心脏”的“心”——这无疑平衡了希腊哲学认识论的头脑思辨，弥补了其灵性缺乏的弱点，形成了基督教独特的“理性与灵性平衡”的认识论。宋明新儒学的大师王阳明，提出“心即是理”，虽然正确升级了大师朱熹的“性即理”，却仍然跳不出以“心”为主导的感性思维模式，未赋予“头脑”应有的地位，导致对“理”的探索事倍功半。在此不作细谈。

       由此就容易明白，为什么汉语翻译一概采用“心”，却将“头脑”去掉，误导了读者。可见，汉语环境中对理性头脑功能的排斥力度，是多么牢固而自然。这也就不奇怪中国人的理性薄弱，以及华人基督徒的理性缺乏。当然，欧美教会由于受到科学主义的影响，虽理性强大，但灵性不足，物质性满满，不愿承认“心”具有非物理的功能价值。这属于另一个极端，大大淡化了宗教性。

         顺便提一下。教会分裂形成几大宗派之前，根据公元600年左右的《约翰天梯》这部完美的灵修著作，可以看到，当时的基督教高度重视理性在灵修中的把关，强调头脑和心的联合，理性与灵性的联合，人性与神性的联合——这完全符合基督两性论的神学观。可惜的是，这种基督教原有的独特传统和宝贵资源，如今已经大体失传，导致人们不知不觉奔向了两个极端：要么过度依赖“头脑”，要么过度依赖“心”，在感性和理性之间，神性与人性之间，灵性与物质性之间，来回碰撞。

结束语

         群内引发探讨争论的那句陈述，在当下的汉语基督教中，确实代表了华人的诺斯替主义思维困境，至少是表现了反智主义和感觉性的思维模式。由于陈述者并不认为如此（改革宗可能是其潜在的交流对象），而这一点必须要得到尊重，因此，我只能对该陈述文字进行表面理解，从而将其放入华人基督教理性不足的现象环境中。这样，我就获得了宝贵的机会，就言语讨论言语，将这个难以解读的重要议题呈现给大家。

        我盼望华人基督徒能够晓得这个方面的真理，从而在真理中得自由，坚决清除诺斯替主义和反智主义的酵，荣耀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形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具有知罪忏悔意识，学习乃缦将军的理性认知逻辑，追求属灵的洁净，谨慎避免异教的污染。这位因信称义的将军说：

       “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惟有一件事， 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 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列王记下》5：17b-18

        同理，我们也要避免因“随着”诺斯替主义的思维模式而无在意中向中国传统的异教名称概念“弯腰”。估计喜欢改革宗神学的人，会阿们我的阐述，尽管他们敏锐的冷静头脑可能会发现，这并不是改革宗的神学思路。如果我谈灵修的事情，他们又会认为我是矛盾的，其实不是——正如耶稣的基督神人两性论，根本不矛盾。如果我谈灵修的事情，估计灵恩派的会阿们，但是他们活跃的热烈心灵很快就会发现，这并非灵恩神学的思路。

       就此打住，谢谢阅读！与各位共勉，共同推进上帝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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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20日礼拜三   字数总计：1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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